南都：你在南大期间，应当算是“南大学派”的一员猛将，对于你，是否有一个从“南大学术圈”逐渐走出的一个过程呢？
陈红民：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老师的光环下进行，老师有个学术圈，他把你带进去，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南大学派”，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有很大国家级的项目，都是由团队完成。当时的情况就是“大师加团队”，有一个张宪文先生这样的大师，加上我们这些学术能力比较强的“小喽啰”。不过我自己清楚，必须在这个团队里有自己的课题与专长，否则，会一直被大师的光芒遮住。你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不能淹没在人流中。我的路数跟整个团队的也略有不同，我的看家本领就是整理史料，下死功夫，我把这个用到了极致。2006年我去浙大，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初决定去浙大，完全是基于个人生活体验，我从小生活在南京，几乎都没换过地方，当时只是单纯想换换地方，并没有学术上另辟蹊径的考虑。
结果到了浙大，发现两所大学的学风完全不同，南大是文理科厚重，有人情味，强调坐冷板凳下死功夫；浙大原是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很多人批评它工科思维，急功近利。但我到了浙大以后，发现工科思维也有可取之处，强迫你转型，要立竿见影，能马上行动。对于我这种文科思维已经深入骨髓的人而言，在某些程度上转换成工科思维也是好事。我现在做事比从前果敢，有想法就投入行动，做起来再说，不再瞻前顾后。应该说是到浙大后的进步。
转向
开始蒋介石研究
南都：你到浙大之后，就开始研究蒋介石？
陈红民：我去浙大时，张宪文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我说在南大已经20多年，实在是待得太长了。他说你才待了不到30年就厌倦了，我都待了50年还没厌倦。我跟他说，张老师，你50年不厌倦，这是一种精神，我做不到。我教书做研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换个学校就是换个地方生活。我基本上是用退休的心态到那边去的。
到了浙大以后，我觉得总得找什么选题做，当时考虑到蒋介石是浙江人，加上我长期做民国政治史与胡汉民，也看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的资料，判断蒋介石研究可能是热点，所以就决定在浙大做蒋介石研究。应该说，蒋介石研究，是整个民国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是个标杆，但一直以来，学界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都是在边上绕来绕去，不敢捅破。2007年，我们也是顶着压力，成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到现在，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开放，蒋介石研究已不是学术禁区了。
南都：应该说，现在的蒋介石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包括杨天石、黄仁宇都有相关的著作。你现在浙大所做的，同他们有怎样的不同？
陈红民：蒋介石学术研究的进步，是史学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杨天石先生在内的许多前辈，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三点：首先，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做，有专门的机构，阵容较强大，我们邀请了全世界所有蒋介石研究的优秀学者，包括杨天石先生做我们的客座教授，来指导交流；其次，我们的目标是做蒋介石研究的国际化和学术化，我们把整个的研究放到学术领域去。因为蒋介石不怕不普及，只怕太普及，我们是学院派，也要国际化，到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能实现最高端的合作；第三，我们的研究机构叫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把蒋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不局限于他个人。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机构，有意识地带动整个研究队伍，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资助青年学者的计划。
南都：其实这样看来，你对未来在学术上的位置，还是有一定期许的。
陈红民：老实说，我的自我期许比较低，毕竟原来对历史研究没特别深的爱好，上大学前都不知历史研究为何物，天分也不够，有今天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很满意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的研究踏踏实实往学术化、国际化上面走，我未来的目标是写出一本最好的蒋介石的传记，在学术上能留下来的东西。另一个工作是，要把蒋介石的资料重新收集起来，建立蒋介石的资料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