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
与哈佛-燕京的渊源
南都：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胡汉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物来做呢？
陈红民：我读书时发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书中，关于胡汉民的记载，到1931年“约法之争”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了，后来他做了什么，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完全不知道了。询问指导我论文写作的三位老师，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受茅先生严谨风格的影响，我觉得要是能把这段历史考据清楚，那就很有价值，而且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老师们也同意。
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学衡派”，“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是东南大学的一批教授，这些资料都在南大的图书馆。通过这个题目，我渐渐知道了该如何把这些资料弄出来，所以我找材料特别厉害。我确定论文题目后通过找胡汉民的资料，慢慢把其中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而且也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根据这些材料，我就写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南都：《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应该算得上是你的成名作，当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陈红民：这还要感谢李新先生，他跟师母对我都特别好。《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写出来后，我其实一点自信都没有，但李新先生叫我寄一本给他看。李新先生读完后，给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张宪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论文非常好，解决了他长期以来困惑的一个问题——— 对于胡汉民这样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的人，他既反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评价？他还专门到南京来主持座谈会，讨论我的论文。
对于我的论文，包括茅先生在内的其他老师都没有这么高的评价，论文答辩时他们认为文章不错，对胡汉民的评价有点新意，没有考虑到要上升到（涉及到该怎样）评价民国人物多元化标准的问题。我当然更没有这样的意识。这就是学术见识上的差别：我做的是个案研究，而李新先生却能从中看出普遍性的意义。在李先生的推介下，这篇论文全文发表在了《历史研究》上。我的硕士论文能全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是让我倍感骄傲的事情，对提升学术自信有很大影响。
南都：你是在这时就确定要把胡汉民作为你日后学术的主要方向了吗？
陈红民：并不完全是，我在完成《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之后，与其他学者合著了一本胡汉民的传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做这个题目。1985年，茅先生开始研究当代台湾史，当时这是个敏感的题目，没有老师愿意跟他做。于是他就找了我。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当研究生的辅导员，就约了几个有兴趣的研究生共同来做。1987年，我们就开始做“当代台湾系列”讲座，在南大讲当代台湾政治、经济起飞、乡土文学、台湾电影等等，当时也遇到一些压力，但这个讲座最后还是坚持下来，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之后，我们在茅先生领导下，先后出版了《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两本专著，在两岸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负责其中政治的部分。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我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个阶段。当时非常迷茫，似乎学术上看不到前途。我对人生并没有太大的设计，虽然很敬业，但并不确定什么东西真正适合我，对我而言，一辈子做历史研究，真是有点没准备好，也不死心。
南都：但你的博士论文写的仍然是胡汉民，这是怎样一个转机呢？
陈红民：我的博士论文，原本想研究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复古”现象，当时也做了几篇文章。1996年，我成为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没想到燕京图书馆有那么多关于胡汉民的资料，一下惊喜到有点傻眼了。我就跟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说，研究胡汉民是我最拿手的，我想放弃原来申请时的题目，回头再做这方面的研究。杜维明很支持（我），说燕京给所有访问者最大的学术自由。所以1996年到1997年，我花了有七八个月时，呆在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特地买了台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些资料敲了进去。
最后我的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就是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