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
大陆第一个民国史硕士生
南都：很多“文革”后上大学的历史学家，大多最初的志愿并不是历史系，你呢？
陈红民：我受教育的过程跟“文革”完全重合，1965年上小学，1972年上初中，毕业后就进工厂。“文革”结束后，当时“伤痕文学”兴起，每个年轻人都是文学青年，我也不例外。1978年，我参加高考时，是想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但当时我总分虽足够上南大，但专业分数离中文系差了两分，而我历史又考得特别好。当时是要么上南大历史系，要么就去别的学校的中文系。我一直在南京长大，不愿离开，最后还是选了历史系。
所以说，我学历史也是历史的误会。我在南大读书时，一直对文学不死心，只要有选修课，我都选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文学课，一度还想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但南大中文系这个专业是隔年招生，刚好我考研究生那年他们不招生，没办法，只好继续学中国近现代史。
南都：本科时你一直对文学不死心，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的呢？
陈红民：我对学术的感觉很晚，但我是那种虽然对一件事不是特别上心，但仍能把它做好的人。要说我真正爱上历史，大概得到40岁以后，之前我能做好，是因为我很敬业，但没有那种热情，当然现在我有这种热情了。
当时南大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导师，数量很少。中国近现代史就两位，一个是王栻先生，他做维新思想史；另一个是茅家琦先生，主要做太平天国。我考研那年，茅先生说要做民国史研究，他招的研究生也要做民国史，我刚好考上，于是就成了中国大陆高校系统第一个民国史硕士生。
虽然19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都比较活跃，但茅先生倡导做民国史仍然非常不容易。在当时主流的史观仍然是革命史，你研究民国史自然会背负很大的压力，很多人会指责你，为什么要研究反革命的历史。
南都：你当初选择做民国史，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陈红民：没有。我的选择性也很少，毕竟这是新开的专业。比较有意思的是，茅先生也知道学者的分际，因为他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属于近代史，而民国史则属于现代史。所以他并不直接教我，而是让另外三个做现代史的老师带我，所以最后我的毕业论文是由四个人指导的。
另外三个老师，也没有教过民国史。所以，他们给我上课基本是上中国现代史，只是把民国史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多讲些关于蒋介石、国民党的事。所以，我常说，我是见证了民国史的成长历程，这个学科的成长和我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
南都：茅先生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陈红民：老实说，他直接在学术上对我的教诲并不多。他并不直接授课，论文也放手让其他老师指导。我上研究生时，茅先生有55岁了，老成持重，加上身体也不好，所以他基本不讲话，对学生也没什么鼓励教育。我们其实都挺怕他，没事不去他家，实在有事，也是跟其他人约好，商量好彼此要说什么。到他家，茅先生从不主动问，我们就开始汇报，讲完后他会问我们，外语怎么样，考试怎么样，古汉语怎么样，之后就没有话了，我们也不敢说话。不过后来工作了，和茅先生做了同事，发现他还是蛮喜欢讲话的。应该说，他心里其实很爱学生，但是没有适当的表达，或者与他的个性有关。但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是著名史学家茅家琦的学生，这个身份让我们很骄傲。茅先生每篇文章我们都会很认真地读，通过他的文章知道了很多做学术的规范，那种强烈的荣誉感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当时他也在摸索怎样做一个研究生导师，我们更不知道怎样做研究生，不知道怎样跟老师相处，只是害怕，怕他问我有什么书没看。有意思的是，他现在年纪大了，反而很喜欢与我们讲话，反差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