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纲一破，父纲亦难存。父亲既不能拥有儿子或女儿的婚姻决定权，也就没有要孙子或孙女的权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旦夫妻关系自由化，父权也就落空了。家族的繁衍不再重要，祖宗的地位也就可有可无。慎终追远，追怀祖先，造福子孙，曾经是使一个人目光变得长远，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巨大动力，也是一个人能够诚实守信的动力。失去这种实实在在的血缘型的动力，要用其他例如共产主义作为动力，难度的确太大。
父亲、母亲是集情理法于一身的天然权威。天然权威可破，则例如国家、政党、军队、企业一类的后天权威就更易破坏了。所谓君权，其实不仅是那一个个人的权力，而是代表着社会整体的利益或需要。自古忠孝两难全。但是，在西方的自由思想影响下，孝既不自由，又不平等，是家长制所制造的枷锁，是万恶之源，必须破除。这样一来，不孝，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新潮流；孝，就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遗传基因。于是，约束人的最后一个枷锁就从思想上被打碎了。这样倒有一个好处，既然可以不孝，自然可以不忠。不仅不忠于君，也可以不忠于国。忠孝两难全的古训也就没有意义了。
应该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其升级版，改革开放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大家族和连带的社会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神圣性也被破除了。任何社会共同体都不再能约束个体，个人的选择自由变得至高无上。
这正是高官们前腐后继，玩裸官、玩失踪的心理基础。一旦共产主义信仰失落，一旦追求个人利益，就没有什么纽带能将其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于是，自由蒸发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我这位经商的朋友，没读过大学，没有受过自由、平等的教育，没有形成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从小生活在农村，也就生活在家庭、家族、村落的各种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懂得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正是因为维护、尊重众人，也就得到大家的信任，慢慢地具有了办事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来，他常常叨念一些老人老话。例如，“喝凉酒，使官钱，终究是病”。他庆幸自己没有走官商勾结那一路，钱挣得虽然辛苦，却很舒坦，街坊邻里没有戳脊梁骨的。但是，他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高官玩失踪了。
不理解，才是有自信。他觉得这些失踪高官们太傻，损害了国家，自己也过得不像人样。而他则相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对得起朋友，也对得起自己。他对自己走的路有自信，也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信。
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体会到了“礼失求诸野”的更深层含义。中国文化如果只能由少数圣贤来体现，自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缺乏大众性和生命力。如果像我这位经商的朋友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活出尊严、活出自信、活出财富，那才是中国文化的大众性所在，才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这么多年来，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现代儒商”。自由平等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还奉行仁义礼智信，他们还有父有君，他们的家庭还往往男主外、女主内。这些品质使他们更大气、更诚信、更能吃苦耐劳，所以也更能团结人，更能鼓舞人的信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热爱这片土地，当官不当裸官，经商勤劳诚信。
遗憾的是，按西方右派的定义，这些人是顺民，甚至是愚民，缺乏民主意识，更无自由精神，有待启蒙；按西方左派的定义，这些人是剥削者、压迫者，甚至是“吃人者”，有待打倒。但是，我却觉得，这些人才走着人生的正道，才是社会的脊梁。
任何一个社会必然有结构、有秩序，因而不可能真自由、真平等，只能是相对自由、相对平等。在社会秩序的无数结构点上，都需要有道有德者的引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相反，无论左右，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深处，都是无政府主义，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让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百年之久，中国还没有完全瓦解，我只能说，中国文化的力量太有韧性了。当然，中国文化也太隐蔽了，日用伦常而不觉，总是默默无闻地支撑着社会生活，还听任知识分子践踏、污蔑。
只是，中国文化不能再这样谦虚下去，得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辩论的舞台。否则，失踪的官员只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