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帐，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
全球时代的存在本质是关系金融体系和媒体才是最大赢家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internet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internet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internet，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power）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internet、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也许你有疑问！难道人们不是有自由吗？难道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然可以，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但问题在于，有利于生存或者能够获利的言论和行为空间却是被系统决定的。如果和媒体主流意见不一致，那你的意见就不是优势意见，就会被排挤和遗忘。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无论游戏如何变化，权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就是权力在新游戏里的最佳生存条件。可以想象，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有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出现，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决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超越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Transcendenta lpowers）。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我想象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符合全球游戏的新秩序，一种与超越权力配套的超越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