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并非社会改良的直接推动者，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变动时代无所作为
马克斯·韦伯说过，赚钱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子孙积攒财富。中国虽然没有新教伦理的背景，但儒家传统里也有很多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理念。所以，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几乎从他们最初创业成功那个阶段起，就主动回报社会，投入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建图书馆、建公共设施等。穆藕初的幼子穆家修说，父亲没有给他们兄弟姊妹留下任何遗产。张謇、卢作孚也没有把钱财留给子孙。
企业家并非社会改良的直接推动者，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变动时代无所作为，企业家仍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来传递其价值观，无论直接或间接。
中国企业家的最大问题可能就在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发挥与之相匹配的作用。
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正是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掌握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企业家之外的群体都认识到企业家群体的重要性了，企业家群体自己却没有。也许是由于政府过于强势，也许是因为自身精神不够刚健，企业家群体似乎总是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地位。
在制度变革事业上，企业家群体近乎本能地采取“搭便车”策略，而没有发挥与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应的力量，或者在其他群体看来，没有尽到自己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责任。中国企业家其实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责任，试图以为自己埋头发财了世界就变好了，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这个幻想应该要打破了，他们应该自己去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在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这种有利于商人的法治、民主制度，都会有风险，要是不冒这个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对你有利从而对整个国家有利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