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人，显著地不能抵制各级官员的掠夺之手，所以中国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许多人会立即反驳：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应责怪官员而不是商人。其实，如同市场均衡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样，蔓延在中国社会里的腐败行为，也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
商人不得不“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企业家在公共场合的言论不得不说违心的假话。但这个假话不是说企业家有双重性格，而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就具有这种双重性：在经济、市场活动中我们是透明公开、相对公平竞争，但我们的政治、法律体系却是不公开、不独立、不那么公平的。这就是企业家所面临的尴尬。
再者，就是经济体系和社会观念之间的脱节。当今流行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观念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所以民间的仇富及不尊重产权的心理，又使得企业家很有舆论压力。
要之，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是善用游戏规则而获利的人，而不是游戏规则的挑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