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的角度看，整风运动意在壮大中共的力量，与国民党争夺天下。1947年9月以后，蒋介石较多地谈论延安整风带来的影响，他在一些讲话中说：“在延安山谷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今天竟发动全面的叛变，由此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便是“要推翻我们的国民政府，消灭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理论是'唯物'的”，但“行动和方法却是'唯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化”，“毛泽东主义同化了马克思”。虽然蒋介石很憎恨中共的整风运动，却又不得不承认整风运动使中共养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并“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从蒋介石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革命年代的中共整风运动确实有可取之处。
然而，中共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整风传统，如果不加区别地平移到执政年代，尤其是今天的改革年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革命年代的集权对于革命比较有利，而改革年代的集权则对改革不利。在革命年代，中共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对于军事指挥作战很有必要。但是，到了改革年代，执政党、政府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就会损伤企业的发展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回想改革年代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外资企业的引进，以及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无不是权力的分散占有所带来的体制转型和效率提升。如果还对革命年代形成的集权体制念念不忘，搞一波又一波的“国进民退”运动，让行政权力不适当地介入市场交易之中，就会推历史的倒车。
革命年代意识形态单一对于革命比较有利，而改革年的意识形态单一则对改革不利。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毛思想、个人崇拜对于指挥军事作战、与国民党论战、与苏联共产党争独立地位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改革年代，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就不利于改革的推动了。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进程，每一次的推进，都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如真理标准论战、社会主义“姓社姓资”论战、政改“左”右论战等，然后，论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作出调整，增加更多新元素和弹性空间，出台新的更加灵活、多样的改革政策，改革才有了新的活力。最近的“宪政”之争，只要有充足的需求作为改革压力，也会迫使意识形态作出调整。
革命年代的环境处在斗争、生存层次，改革年代的环境处在和平、发展层次。在革命年代，以阶级出身、路线选择、派别站队作为判断革命色彩的标准，这种标准有强烈的敌我之分，过于简单定性，以求生存安全，且易被利用严酷打击不同阶级、路线、派别的人员，易被冠以“肃反”、“审干”、“抢救”等名号搞残酷的人身攻击、生命迫害。那时的经济条件十分有限，能吃的、用的也十分有限，利益需求相对容易满足，人的思想认识也相对简单。到了改革年代，这种敌我标准已经过时，多元化的阶级出身、路线尊崇、利益追求已成事实，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带来的多元化的思想追求已成潮流，如果以“唱红打黑”的名义重走过去的斗争路线，肯定会被多数爱好和平与追求发展的人士所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