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政府是否就如反对政府干预者所质疑的那样，“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在政府可用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外部性和企业间协调问题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否就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企业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同样也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事实上，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个常用措施中，除了专利保护是事后的奖励外，其它三项包括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也都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挑选冠军”的。
韦森认为，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对于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边界的发达国家而言，不能因为信息可能不完备就因噎废食，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地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信息的问题则可以利用后发者的优势来克服。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跟自己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比较而来。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禀赋雷同，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经济取得20、30年快速发展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作为参照。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和服务业必然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一个国家如果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资本必然快速积累、工资成倍增长，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将逐渐成为夕阳产业，而成为比较优势雷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利用这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这个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决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而且，这些产业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生产的要素成本已经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优势，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或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并不需要韦森所担心的那样“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或余永定所担心的“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这个框架也可以避免，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去发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赶超产业。
四、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 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成为“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