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 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 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自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而非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