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所以这对中国也是个挑战。
汪：是的，这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不仅是对美国的巨大挑战。它对中国尤其是个巨大的挑战。它不仅是对国际秩序有意义的，对中国大陆的内部制度和与香港的关系具有同样的意义。斯诺登抵达香港因为他知道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当然他不回去北京了。
香港与美国都遵循国际条款。所以许多中国的人们第一次承认香港享有它的一些权力（只有民族国家，独立主权国家才会有的）。所以香港处在我们的制度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一国两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接着说这是在国际范围内香港第一次享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它有一种主权。在我看这很有意思，因为香港回归中国是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协商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现在它将承受着人民的检验。所以我认为从不同的可能性的发展来看，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问：这一案例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
汪：对美国来说，当然他们有点尴尬，但也不会太感到难堪，他们不太在乎他们的行为。美国做过太多不堪的勾当，诸如许多的战争，杀戮，劫掠，所以这次事件也毫无新奇。
在中国，我们有关于政治改革的失望，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总是试着把一个“他者”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样板。
现在这个危机所呈现的新的性质与冷战和后冷战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能简单地用这种制度替代那种制度。我们并不想为这个制度辩护，但却是试着改变它。我没需要重新思考现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关于中国与前苏联的学术界的辩论，最近我在读Rein Mullerson的书，他是Tallin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也曾担任苏联改革期间的戈尔巴乔夫的法律顾问，他对苏联改革时代的进程是持非常批判的态度的，并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它。语境毕竟是不同的，但我们都同意对中国来说其实非常相像，改革进程是相似的。我仍记得89运动时广场上的标语，当时我在那里，在绝食抗议的初始阶段，当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我们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58，我们不要85”，因为在当时戈尔巴乔夫58岁，邓小平是85岁。历史证明了当时85岁的邓比58岁的戈尔巴乔夫或许要聪明一些，但这是个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