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去说服那些操控着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并不容易，因为经济问题差不多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同盟的自己的事情。即使那些官员也无法控制整个过程。关键在于你要想总体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投资和金钱。
这就是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改革的基本方向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有句话叫：“摸石头过河”，但是现在河的岸在哪里呢？并且你还冒着在河中央迷路的危险。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清晰地界定岸在哪里。
问：如何把这个辩论落实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呢？
汪：比如关于我们现在关于宪法的探讨吧。它非常的模糊，因为所谓的新自由派们叫嚣着要搞所谓的宪政改革，就是指要改变整个政治体制。然而“宪政的改革”意味着要从宪法本身改起（此处译文应为“从宪法本身出发”）。如果你从对宪法的拒斥开始，这意味着革命，现在并没有为这样的革命提供社会基础。宪法的根本保障在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并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别的政治力量。即使那些极右翼也晓得这点的。
另一方面，假如你承认宪法，它意味着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我要问的是现在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究竟怎样？
开启一个关于宪法的讨论是好的，我们需要重新回顾1954年的宪法，并保障基本权力。54宪法是非常开放的，共产党是领导力量，但同时你有言论自由和罢工的权力，但这些在文革以后1982年被废除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当时有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所以他们修改了宪法。
再一次强调，重返这场宪政讨论（此处译文应为“使这场宪政讨论重回正轨”）的方法是开启这个讨论。问题是这场辩论到目前为止非常官方化，缺乏真正的公共空间。这也联系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即媒体的危机。一方面，你有大量的发行的刊物；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却正在缩小。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今年1月份的“《南方周末》事件”，编辑部的关于宪政的新年献词被当地的宣传部部长以一篇赞美共产党的文章替换掉了，这引发了大量的抗议。
这里有一个关联，但这不是一个好的案例，因为冲突并不是为公共辩论发生的，它出现在体制内部：被选定的编辑部成员与他们的领导之间。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行专制之实，他们彻底地排斥真正的公共意见。所以“南周事件”是个实际上是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南方周末》简单地拒绝任何与他们不同的观点发表在他们的报纸上，只是有单一立场的观点，以《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为代表（此处译文应为“所有观点都只能站在一种立场上，要么以《南方周末》为代表，要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讽刺的是，二者皆为官方媒体。矛盾其实是宣传部的新旧领导的领导权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代表性的危机的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关于所谓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正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观念。我们真的应当重新思考、重新界定公共空间的概念，因为媒体总是以所谓“真相”的名义轻易地误导公共舆论。这就是我担任《读书》杂志的主编时（直到2007年），我试图开启这种空间。非常有趣的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现在彻底烟消雾散了，不被所有的主流的力量所允许。
问：您可否谈一下城镇化问题？
汪：很难笼统地说它是好是坏。或许有好有坏吧。例如在有些地方，过度的城镇化意味着很高的生态代价，但在有些地方，它却适合。所以你须要允许有些实验来探索，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些探索才是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多数宏观调控政策都是对前一个地方经验的确认，但并不是它的开始。正如，农村改革始于安徽，并向全国推广。所以你需要给这些实验以更大的空间。
问：城镇化进程不是一个平等的进程吗？。它看上去像是试图创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
汪：恐怕城镇化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为什么不允许人民从下层进行一下实践性的实验呢？然后再逐渐地使之复杂化。
正如在成都和重庆，他们已经有了关于融合，关于如何处理人口和市民地位的讨论。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各地，任何城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这是多元化的巨大损失。
没有人能够扭转这个进程，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它。有时在快与慢之间抉择并非易事。我认为在每个单独的乡村安装高速的网络并不一定就好，中国有这个问题，就是它太快了。 一旦有朝一日你实现了城镇化，你如何保证足够的土地用来耕作呢？谁能确保给巨大的中国人口提供食物呢？在股市上，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持股剧增，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阿根廷签了一份协议，允许进口他们的转基因食品。你知道这些转基因食品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你须要为众多的人口确保食品供给，然而发展经济要有更多的土地。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在于：如果不通过掠夺土地并将其卖给开发商的话，就没有任何途径来获取税收。
局限性很大，没有人能确信一定能成功，即使是你提到的中产阶级，现在在各个地方也都正在萎缩。我们如何保证一个中产阶级而不是像印度或拉美那样的贫民窟呢？没有土地的话，没有土地，人民容易变成城市里无立身之地的失业者。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专家甚至为贫民窟辩护，他们宣称贫民窟制度是好的，因为这是基于土地的私有产权和“迁徙自由”：贫民窟是“人权”。明白了吧？这就是我想做些关于“什么样的平等”类似的研究的缘由了。
请注意在最近的几周内，政府关于城镇化的修辞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的提法是“稳妥城镇化”，这意味着安全的城镇化。张高丽是第一个说这些提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