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意味着什么呢？10%的中国人口是流动人口，这是国内交通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你在春节可以看到的那样。但在最近几年这些情形有所改善，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许多流动人口返回他们的乡村并耕种土地。这可能意味着流动没必要这么快和长距离。人们不与他们的家乡失去联系，我们可以有地方性的迁移。这是积极的发展，政府现在可能正在这方面考虑。如果城镇化进程过快，它仍然危险的。
说到乌坎事件——村民们的对土地驱逐的反抗催生了政治的变革：新的基层选举。
你知道最近的进展，它是一种民主的模式，但是最终无以为继（一年以后，驱逐还接二连三地发生，村民们的怒火冲着新选的地方委员会不断地燃烧），当它的困境真正出现时，媒体却对它失去了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即这些人民所面临的真正困难。开始时非常简单：对选举的呼唤。但是当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之际，媒体却缄默了。
问题并不是乌坎所独有的，它是自2005年对国有企业的实行私有化以后开启的巨大的进程，都是以民主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名义进行的。其结果是什么呢？起初人民认为这是“民主”，但是当新当选的地方领导也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时，人人都对这种所谓“民主”失去了兴趣。
这就是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描述它。左翼内部的辩论是关于描述这个进程的语言，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抗争的新的策略。在国家和村子的层面上：政治的形式与社会形式不相匹配，在我们的体制内和西方的体制内都一样。
西方媒体习惯用诸如“专制独裁”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词组来描述中国，但是要理解其他的政治形式是太具有挑战性了。中国的主流媒体又怎样呢？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便说你要回到“文化大革命”和那个危机中的乌托邦。这说的很不到位，因为乌托邦不是一个问题的开始，它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存在的问题的回应。媒体的这种行为无非说明了他们把握现实时的无能为力。
让我们看看钓鱼岛问题吧。中日发言人给出的回应都基于同一个立场：钓鱼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政策。我问他们：“如果这个问题直接来源于毛泽东，为什么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1972年会出现和解呢？并且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大危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坐在一起达成了模糊的协议，从外交的意义上来说制止了近40多年的危机。它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钓鱼岛现在就突然成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事件了呢？”
对这些中日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说，任何错误的事情都是过去的，它不是我们的责任。这很可笑，而且看起来真像一种意识形态的询唤。
问：说起替罪羊，正如毛泽东，您如何看待斯诺登事件和广泛的美国谍报活动的揭露？这个家伙（斯诺登）现在飞走了，但这是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的一个大事。
汪：我不同意那些为美国辩护甚至宣称要将斯诺登移交美国的人们。相反，当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已获取了大量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信息的时候，一项大调查应立马开始。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这个调查并将之公诸世界呢？我坚决认为在这次事件上，中国不应该仅仅捍卫中国的利益，它应当将这个事件透明地向全世界公布。再一次声明，它是个需要开启、打开的案例。
当然这种窃取他人信息资料的事件非常普遍，美国应当受到更多的谴责，因为我们都使用微软，苹果，谷歌，现在我们需要将全部的故事/底细向全世界公布。
我殷切期盼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做出妥协。这是不必要的。我真诚地认为中国不应该使用这个案例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相反，我认为这种辩论需要一种真正的有国际眼光的观点，因为美国从欧洲同样地窃取了大量信息。然而讽刺的是，大多数美国媒体将斯诺登描述为犯罪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