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以下简称“汪”）：现在我正在写作关于“什么样的平等”的文章，这在当下是个很大的问题，无处不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这里，平等的问题与富人、农村地区相关联，它还和生态危机及别的问题有关，比如少数群体。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种平等的危机，但是怎么去界定它？在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危机之中，他们通过提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私有化，产权问题等等，以此来攻击国有企业的“平等”问题。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称其为“机会均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律的框架，但是它的作用却是使一个不公平的过程的合法化。人人都能看到工人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浪潮中受到了怎样的苦楚，工人们沦为下岗失业的人，补助金很少甚至一无所有。从市场的角度说，这可以称之为剥夺，他们从工人的手中夺走了权力和财产，但却还叫嚣着所谓“机会均等”。
在90年代后期，我们又一场关于社会福利保障危机，并试图去重建它。例如，如何将医疗制度扩展到农村地区。
在这个语境下，关于“公平正义的再分配”问题再次在中国凸显，但是这个进程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重建对每个人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很有必要，这是基本的权利。然而，这正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回应，即私有化阶段，现在我们须要为农民工做些事情，否则将会有大动乱。
一个大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现在正在放缓。需要有更多的钱用来建设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然而税收却正在下降。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对环境也太不友好。
需要有更多更多的能源，但当你建设一个新的大坝工程的时候，你立即会面临着抗议。你需要重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包括生态保护，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的境地。 这意味着你不得不改变生产模式。穷人和富人之间有一个裂口，但是主要的裂口是城乡人群之间。所以政府发起了城镇化建设（针对中小城市），但这却毫无新奇，几十年就这样了。与此同时，祖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你看看在边疆地区这个城镇化过程的如何展开。
所以，一方面，要提高那儿的经济状况是绝对合法的；但我们同时却有着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正在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疆、西藏的那些矛盾、冲突。 这些都意味着大体上我们需要一种包纳差异性的新的平等观：不仅仅要让人人平等，事事平等，还要试着去尊重独特性、差异性和异质的东西。这是一个挑战，因为现代的平等理念是基于公民平等的想法。但是现在怎么去处理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和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平等？或许不是一个单一的看法，而是一组看法。这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