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中国国内的制度变量和社会游戏规则，作为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同方式和利益建构过程？这种内在建构过程，究竟建构出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这里的所谓认同，是在讨论我们的身份问题，我们如何自我认知和认知世界——它区分了“我们”和“他者”——由此说明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和他们有何不同？与之相伴的则是利益（如共同体利益）的具体建构：由我们的身份，就会引出“被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而这最终会转化为潜在的或直接的利益问题。
关于一般政治的实质含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应当是敌我划分问题。比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他始终强调政治的实质就是区分敌友。毛泽东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主张，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通过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这类安排，它会倾向于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表现为自由表达和法治秩序的问题。所谓“敌我划分”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自由主义式的观点也总会倾向于包容“他者”，去否认存在某种根本性的敌我区分。
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政治的实际状况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政治问题有所不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倾向于把敌我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否认敌友划分的根本性，认为存在的只是永恒的利益纠葛。而比现实主义更乐观也更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否认敌我划分的持久性，认为随着公民政治的扩展，所有冲突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基于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分歧。然而，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之间的结构差异可以很大，甚至社会建构过程的差异可以远远大于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同源物种差异，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敌我划分”仍是核心问题。相对于普遍存在于共同体内外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分歧，敌我划分问题更深刻，且具有持久性。在这样的理论中，不同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所表述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宪政和公民政治，也不同于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范围内的价值虚无主义观念，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必然会以区分敌友的面目出现。
从这一设定来看，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不可避免的也要区分敌友。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今中国却奇怪地面临了一种“四周皆敌”的尴尬处境。除了北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个别中亚国家外，中国周围几乎围了大半圈带有“敌意”的国家。尤其还存在着一系列很怪异的现象：比如，北朝鲜这个中国的所谓长期盟友，现在却是个不断以制造核武和武力挑衅在周边邻国制造问题的国家。此外，巴基斯坦这个中国的长期铁杆盟友，其国内恐怖主义却不断泛滥，从长远看恐怕也是个麻烦。无论如何，单就火烧眉毛的朝核问题而言，中国作为大国，却始终不能根除这个身边的安全隐患。
朝核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除了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影响。关于俄罗斯的态度，很明显，目前的战略取向是中俄联手，以此来抗衡西方世界。然而，尽管在大的地缘背景方面，中俄联手在理论上可以抗衡美国、欧盟和日本，但问题却在于中国地处远东大陆内心月型地带的特殊地缘环境：中俄联手会自然地把中国推到前台，俄罗斯则在幕后受益。那么，这一不对称格局能否长期维持？而且，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指出的：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存在安全隐患，在中国崛起后，俄罗斯不会搁置这一隐患。因此，中俄联手同样存在地缘上的冲突，包括上合组织和对中亚的控制问题，中俄都缺乏持久的共同利益。
无论如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敌友关系，只能是双方相互建构的互动产物，而且也无法摆脱各自社会内部的建构过程。笔者以为，通过反复思考上述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突然发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在外部，而可能隐藏在中国内部的社会建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的内部建构过程，也制造出了带有特定意向的人工制品。倘若我们突然发现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周边环境存在着很多不理想的客观效应，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并非直接的客观产物，而是由于包括主体行为在内的大量复杂因素的叠合，以及特殊的社会建构方式和存在问题的利益整合过程，才最终导致产出的国家利益发生畸变。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如果朝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甚至我们还可以像某些志得意满的中国军方鹰派人士那般进一步理想化地假定美国必将衰落，乃至最终彻底退出亚洲——然而，如果这一切的发生最终引发日本和韩国去追求核武，甚至导致东南亚各国像南亚一样实现核武化，那么中国的周边安全状况究竟是恶化还是好转？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会受损？这是个坏消息，还是个好消息？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答案似乎比较明显。然而，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唯一核大国，却始终悬置朝核问题——似乎还若隐若现地以此作为筹码来削弱日本和美国——甚至企图以此协助解决台湾问题。
这一切，在建构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却像是一种危险的尝试。这一特殊利益的生产制造，具有很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作用。与此相反，中国政府似乎应当思考如何建构一种依托于制度体系之上的，更稳固也更安全的国家利益，来消除恶化环境的因素。
按照国内军方不少鹰派人士的强硬主张，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因东海和南海问题而跃跃欲试，甚至不惜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动武。那么，中国为何却一再忽视朝核问题？不施以同等的重视？而朝核问题的潜在威胁和战略价值，远大于东海和南海岛屿争端。甚至于，为何不能以一种“正义战争”方式，在朝鲜实现政权更迭，彻底解决朝核问题，最终打造出更好的周边安全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