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南海争议中要应付的另一个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不同于越南，菲律宾同美国的关系，就显然更加亲近了。菲律宾不但算得上是个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它可能还是亚洲地区唯一的以信奉西方宗教为绝对多数人口的国家（天主教信徒超过80%）。在历史上，菲律宾同西方殖民者的联系也更密切。先是遭遇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时间持续了三百年，此后经历了美西战争，西班牙人换成了美国驻军，然后在就要独立之前的临界阶段，又遭遇了二战的日本人。直到二战结束，菲律宾才再次在美国人手中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先抛开南海的其它争议地区不谈，并不容易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非要在黄岩岛问题上同菲律宾进行争夺？看看地图就会明白，黄岩岛的位置，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只有200公里。它距离菲律宾海岸的最短距离更是只有100多公里。这样的距离，实在太近，也越过了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大容易发生类似领土争端，因为这明显会牵涉到菲律宾本土和马尼拉的安全问题。在这类冲突发生后，似乎也只存在两种足以迫使菲律宾彻底放弃黄岩岛的可能性：其一是菲律宾的殖民地化，根本无力反抗；其二是菲律宾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不再把中国看作威胁。但很显然，菲律宾并不是中国的殖民地。而到目前为止，菲律宾不是也很可能不会变成中国的盟友。
针对这个疑问，后来同一位朋友的一番偶然谈话却让笔者大有感悟。因工作之便，这位朋友经常同一些高级官员来往，在酒桌应酬之余，往往会有很多源自高层的隐秘“内部信息”得以流露。综合得到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判断是：之所以要和菲律宾纠结黄岩岛问题，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初诱发此事的真正动因是重庆高管出事，引发了内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决策者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于是，通过南海和黄岩岛国际争端的突然升温，国内的激化矛盾及时得以释放。用这种方式，倒能很好地解释那看似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果纠结黄岩岛问题，并非明确有利于国家利益，偏偏纠结这一问题，反倒说明可能存在某种神秘莫测的缘由。
笔者在此倾向于用一种“建构主义”方式来理解“国家利益”。通常流行的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方式，可能比较传统，会用一种“实体主义”方式来理解概念。比如，它类似于某物存在，看得见摸得着，像领土，或是一些通常以规范或共识的方式加以明确的内容，比如主权，或安全，等等。在传统观点中，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它们看来，国家利益是与确定的共同体相联系的某种既定的存在。但无论是强调势力均衡，还是强调相互依存，传统观点都过分强调物质力量，而没看到国家利益实质上更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而并非简单的客观实在。在这样的思路中，伴随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推进，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观点也浮出水面，而且显得更有说服力。
建构主义非常强调一点：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非物质力量同样可以是决定性的。很多现实产物，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通过建构过程而实现的主观和客观的交互产物。国际关系中，看似刚性的“施动者”，其本身却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社会建构过程而造就。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单元是建构的产物，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物，是在互动和社会化过程中产出的变化物。建构主义还认为像制度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可以定义国家行为，也在不断建构国家的认同及其利益。建构主义以上表述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观点。
通过建构主义的“解构”加“建构”的再表述，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上面那位朋友提出的“转嫁矛盾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并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所谓国家利益，在其实质上都不可避免地会是某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通常所预设的那些物质存在，规范，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刚性不变的预设物，而通常是些人造的建构物。很多被传统理论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所谓的“客观实在”，其形成和意义的诠释却还要依赖于对其复杂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