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问题，今日的香港也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市民游行示威也是屡见不鲜，为何今日特首未能进行积极改革来改善现状呢？其实这也是今日的特首和昔日的港督的差别，相较今日特首常常受制中央，当时殖民地的港督具有很高的自主性，英国方面只要港督不给宗主国财政负担，不和中国搞坏关系，其他方面麦理浩具有很到的自主权，而当时的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对港督的影响也逊于今日。战后殖民地政府财政状况一直良好，几乎年年有结余，到了麦理浩时代他已经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伦敦也不用担心香港成为其负担伸手向其要钱，经济的独立自然导致腰杆子的笔直。话虽如此伦敦和麦理浩在香港的改革依然绝非，你办事我放心那么简单，中间依然充满博弈。比方说当时香港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香港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很大冲击，而当时英国是共党执政，公会对共党具有很强影响力，这样导致伦敦对麦理浩施压，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要求香港工人能享受到亚洲最高的工人待遇，这是英国提出的最低要求，但是麦理浩却当成最高要求来处理，很多人批评这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全面检讨其劳动薪酬和福利的机会。。在扩大参与度上，麦理浩依靠民间草根机构构建和谐社区，扩大立法局议席，但是这些议席却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委任产生。麦理浩为何又没能给香港带来一些真正民主的东西呢？这可能源于其改革的第二个前提不能和中国搞坏关系惹麻烦。倘若当时麦理浩进行民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反对，后来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面临着这种局面，而且当时中国也害怕民主导致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当时国共两股势力在香港民真暗斗，选举产生的人选难以预测，开放民主必定导致两股势力牵扯其中，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分裂成亲共和亲国两派，把香港变成国共两党的有一个战场。
通过以上论述和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麦理浩的改革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香港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中国在收回香港后也给与了他特殊的地位，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认同建立起来。在今日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想再进行麦理浩式的改革实在不现实，用陈冠中先生的话说是殖民地的港督亲近资本，但不受制资本，而现在的特首既没有港督的威权，也没有民选的威信，现在的特首是由一个亲商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的靠拢资本家。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麦理浩，其实也不需要另一个麦理浩，香港需要的是一个普选的行政长官，香港的未来应当建立在普选的民主制度之上，中国亦如此。
（本文可以看做是对陈冠中、吕大乐等人对于香港历史现状的多篇文章的读书笔记，引用了他们的资料，也谈了个人的心得和观点。很多资料全靠本人记忆，难免出错，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