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衰退，1973年香港又爆发股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据统计1975年全港共有20万人失业。社会生活方面贫富悬殊，多数香港人仍在为一日三餐奔波，1971年的时候香港还有十三万10至16岁的儿童及少年未能入学，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从事童工的经历。贪污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以警队最为猖獗，另一方面暴利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较之今日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足。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标志着所谓“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的到来，那是很多人眼里港督励精图治，港人奋发向上的十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意识诞生的十年。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将廉政风暴从公务员队伍一直刮到工商界，不顾工商界包括亲北京的左派人士的反对颁布一些列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广建公立医院为市民低通廉价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改善公共交通兴建地下铁，修建大量的公共的体育文化设施。政治上扩大市民的参与度，财政上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上支持码头扩建增加货柜吞吐量，成立理科院校培养技术人才，支持本地产业又劳动力密集型向多元化，在其任期内香港的电子产业飞速发展，到1979年香港有电子企业1041家，随着大量的社会建设的推行，香港的建筑业也得以飞速发展。推动金融业发展，奠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香港人的参与度，如增加立法局议席，在自身形象上麦理浩亦十分亲民，在其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期间曾亲自参与清除海滩垃圾活动，1975年更是促成了英女皇访问香港。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麦理浩的十年社会改革并不都尽如人意，比如他的建屋计划并没能完全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他的医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扩大政治参与也和给香港带来民主几乎不沾边，但是这十年却是香港人踏踏实实的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福利增加，社会进步，政府有为的十年。相较于一条河对面的中国大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极端贫困之中，文革中武斗还能时不时从大陆飘来几具尸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才是他们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地，对香港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在香港成长，习惯说粤语，青少年时代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熏陶，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如果说他们的上一代是成长于地道的中国文化，那么这一代人则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杂糅的杂种文化，就连他们的粤语也是土洋杂糅的。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崛起，粤语文化在1970年代开始赶超国语文化，粤语电影，粤语歌开始开始大面积流行普及，1971年香港只有一部粤语片，72年停产，但是1973年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却成为票房冠军，开启粤语片风潮，60年代国语歌是压倒了粤语歌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粤语歌反超了国语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代意义上的”香港人“诞生。
谈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麦理浩在香港推行大刀阔虎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很多香港市民似都漠不关心，他们基本上不相信麦理浩真的有勇气和能力清楚腐败，麦理浩的诸多改革也是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些改革的呢？事实上1960年代的两次工人运动尤其是六七暴动对殖民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麦理浩的前任港督也意识到必须改革，必须正面回应市民的呼声，麦理浩的一些改革只是继承和扩大了他前任港督的改革计划而已。另一方面外交官出生的麦理浩在1971年就任港督前就在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因为新界的租约到1997年就将到期，而香港未来的归属必将在1980年代定下来，而七十年代则是为未来中英谈判准备的十年，麦理浩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愿意接受现状，但是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迟早会到来，只是越迟越好，具体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但是在中英谈判前他们能使香港繁荣、团结、满足，至少避免成为外界的笑话。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具有高素质的教育、科技、文化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进而使中国既能从香港得益（比方说49年后对香港食品和淡水的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之一），但这些利益和中国国内完全不同的条件，使中国不愿意收回香港，即使收回香港也会给香港一个特殊的地位（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可谓正中麦理浩下怀），这样就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民认同，这也是麦理浩改革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