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90”后的孩子由于父母在外打工，成了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90'后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和父母总缺乏亲密。外出打工的父母望子成龙，打电话时，总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而父母常年缺席，只作为某种象征性符号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能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故而即便孩子知道吃穿用度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情感上，对父母依旧是生疏的。”1994年出生的湖北女孩赵兰花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赵兰花的父亲在她两岁时去世，母亲在东莞打工，她长期与母亲分离两地生活，第一次来月经时没有母亲的指导而丢丑，母亲因心理惧怕“收容所”而在一次查房时不小心地闷死了一条狗，母亲反对她的自由恋爱等等因素，致使赵兰花常在半夜的睡眠中发出刺耳的尖叫，以缓解内心深处的紧张、压抑、痛苦、悲伤。终于有一天她离家出走，不知所踪。
一些工厂女孩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奋争、情感、物质的迷局。一家足浴城里的第16号沐足技师列举了女工离开工厂后的出路：去商场卖货；到沐足城当技师；去酒店KTV陪酒；到桑拿城……也许，还有当“二奶”，或为某个有钱人生孩子。东莞本地人梅娇起初在一家纸箱厂做普工，后来开了一家小的服装店，算是有了好的开始。那些在沐足店里工作的女孩一般都在工厂里工作过，因为太苦，所以转行做沐足技师，用磨损自己手指、手背的代价换取稍高些的收入，每月能收入3000-4000元。
而曾在制鞋厂工作的阿玲，在电子厂做文员工作的雯雯，在工厂里做普工的常湘女，都因忍受不了工厂里的压榨，做了别人的情妇。阿玲给大她很多岁的香港“穷人”、有妇之夫林生做起了情妇，生了一个儿子，在出租屋里过着惨淡、清贫的生活，听着邓丽君的歌《何日君再来》，幻想着与林生长相厮守的日子。雯雯则给一个大她30岁的台湾老板老黄做起了“金丝鸟”，住在三层的别墅中，经常与自己养的一条狗一起过着有钱人的生活，后来，狗被人毒死了，雯雯则陷入了落寞、孤独之中。常湘女则给大她31岁的工厂主管香港人阿健做起了情妇，住在阿健15万元为她买的二手房中，生了一个女儿，后来阿健返回香港，不想再管常湘女和女儿，在律师的帮助下，常湘女拿到了这套二手房的所有权，算是与没有良心的阿健断绝了来往。
“如果她们选择的不是这样的男人，而是啤工、厨师、搬运工、司机、机修工、保安、推销员，她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吗？”从生存的角度讲，显然不会过得更好。从理论上说，这些女孩从农村来到城市，有了许多可供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她们能选择的生存方式很有限，基本上被限定在最底层的工作门类，要么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和青春，去换一个物质丰裕一些的生活。想想那些生活在18世纪欧洲工业时代的工人们，今日中国的工人们和他们是如此的相像。在工业化加速前进的变动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们还是逃脱不了那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残酷命运。
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画面是，东莞厚街镇那高耸的广告牌上的、豪情万丈的广告语：“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全亚洲最大的希尔顿酒店、世界鞋业看亚洲、亚洲鞋业看东莞”。然而，这些豪情万丈话语的背后是那些卑微的生命，他们用没日没夜的血汗劳动为之铺垫了基础。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压力，东莞许多工厂被迫提高了一些工厂女孩的工资，改善了一些住宿条件，丰富了一些业余生活，只可惜，工厂女孩能得到的回报离应有的公平、正义还很遥远。
工厂女孩现实的境遇是如此卑微。人们不禁要问那宪法上所说的“工人阶级领导”是个啥意思？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文上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与当代中国工人的实际感受一致吗？至少从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遭遇来说，她们是彻彻底底的“被领导阶级”。她们可能从来都不会想象领导阶级的角色，因为她们每天能做的就是活着，压缩着尊严与生命价值，在生存的底线上从属于“领导阶级”、剥削阶级。
写作《工厂女孩》的作者丁燕用200天的时间，在东莞的工厂里亲身体验了工厂女孩的苦与乐、酸与痛，细腻地记录了变动的中国与那些蜜蜂般辛劳的女工们之间的关系，感受到了同样应有人格尊严的生命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这种实地调查的功夫、耐力与勇气，叫人佩服。尽管作者也曾遭到包括一些打工者在内的许多人的质疑，作者的写作手法也有太过抒情、语境重复、情节跳跃、人物形象不太丰满、写作目的太过直接之嫌，但是，其中真实的记录、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尊重还是让人感同身受--那些工厂打工者“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模一样，没有更高尚也不曾更低下，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卑微的生活”。
在大变动的时代，当人们对那女航天员所象征的“柔性国力”发出赞叹时，同样，那千千万万工厂女孩的血汗劳动所换来的“柔性国力”也值得赞叹。并且，她们看似卑微的生命，也值得这个时代投去更多的关爱、更多的社会补偿，毕竟，这个变动的时代欠这些辛劳的工厂女孩太多、太多。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