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陈子明：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
我先说说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孙立平说的，与1930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这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样联系到社会溃败呢？中国实际上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在能源问题上，在环境问题上，克林顿夫人前几天也说了，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但是在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公开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度，这是中国要继续走的路，不走的话就上不了立平所讲的耐用消费品的经济台阶。为什么中国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呢？就和社会溃败有很大的联系。
立平提出“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两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社会动荡，社会溃败本身就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
“溃败”这个概念立平已经定义了。我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认为“溃败”是很准确的说法。光是局部性的溃疡还好办，这儿也溃疡，那儿也溃疡，最后形成了败血病，就呜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还要反复推敲“溃败”这个词，是因为在“草泥马”和“河蟹”两族对峙的情况下，要考虑它能不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通用的问题。
社会机能衰竭，不能调动身体各个部分的功能，就溃败了。下面我想谈的题目是《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行政溃败是社会溃败核心的东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现行体制下的国家，社会溃败首先是由行政溃败开始。我分三个小节来谈，首先是“中性政府与行政溃败”。
（一）
姚阳最近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这个概念没有怎么引起讨论，倒是有一点奇怪。实际上这个很有讨论的必要。我和姚阳观点不一样。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中性政府是这30年的创举；我认为中性政府是中国一千多年政治传统中的一个优点。中性政府是老传统，不是新创造。
中国的科举制、官僚制（韦伯意义上的），乃至中央集权制，在中世纪曾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相应的制度在西方的出现要晚几百年、上千年。中性政府是一个文明比较成熟的产物。有这样的中性政府，也是东亚经济、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比较顺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中性政府，我们要和别人比较才能更清楚。比如在西欧领主制下，法官、行政官员都是领主的子弟，所以说，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不是中性的，行政机构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由于当时实行高额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这样的政府表现不中性，偏向于富人，也是很自然的；要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工人、穷人、黑人之后，才能逐渐往中间靠。非洲国家很多都是部落主义的，一个总统上去了，就把本部落的人弄上去当官，鸡犬升天，也没有什么中性可言。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多年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皇权制度下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对于这个说法，秦晖和高王凌给予了有力的批驳。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高王凌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讲了很多的例子，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在地主与佃农打官司的时候，政府并不是总是站在地主一边。那时候有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家乡当官，这就使他比较容易处在中立的地位。有些地方该打击地主就打击地主，有些地方该向着农民就向着农民。这是相对其他国家的制度而言。在理论上，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强调“民本”、“民贵君轻”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实际上还是皇权本位、官本位的，但并不是地主阶级本位。
传统的中国政府确实是比较中性的。这么好的制度怎么到了后来会被西方国家赶上来呢？有一个弊病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行政溃败。行政溃败在一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行政溃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中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中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溃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衰败和社会衰败，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