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节谈谈“社会动荡与社会溃败”。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把“社会稳定”当成了紧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会动荡”来吓唬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觉被洗了脑，也跟着说社会动荡如何如何可怕。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先要有社会分裂的形势，才可能有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社会分裂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苏东波”之后共有九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只有前两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这两个国家是有共性的，苏联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算是理性离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31%。还有6个国家没有分裂，这些国家也是有共性的，波兰族占人口98%，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国人口的9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占80%，杜尔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马扎尔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罗马尼亚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亚族占人口的85%。这些国家都没有分裂。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数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满族现在都超过了一千万，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统，就算少数民族。中国和上述六国一样，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乱和分裂来说事儿，对中国是无效的。
二是执政党自身分裂连带造成的社会分裂。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对立所造成的。毛泽东个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后来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党，铤而走险去发动红卫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军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档事，官方结论也是党的分裂。关键是谁分裂了谁。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的党与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紧要关头站在后者一方，导致了最终的破裂。前者有党内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军队等要害部门。所以调动十几个集团军进京，主要不是对付学生，而是对付党的合法的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几乎是全军覆没。因此，这是用军事政变来分裂党。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党自身分裂才能造成这种动荡。
三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荡引发机制，官与民的彻底分裂，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导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对于这种可能性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术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兵还是用铜兵器，农民用铁农具造反，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武器不对称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趋势。毒品集团、走私集团装备现代化超过了官家，海关的缉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团的“大飞”，贩毒集团的侦察技术装备有时候比公安局还强。《水浒传》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当现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现，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动荡模式也有可能再现。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团体和公民自治活动、群体性维权活动、解决行政溃败的种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都不是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而是抑制社会动荡的因素。
现实的最大危险是行政溃败和社会溃败。在行政溃败的情况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紫禁城。比如“非公经济36条”，贯彻得下去吗？92年以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来是对行政溃败的一种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下，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处处设卡，牢牢把控住市场准入环节，民营企业家还是要搞贿赂才能进入市场。也就是说，行政溃败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溃败。
从短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信用制度的溶解剂，没有社会信用，经济就上不了立平所说的一个新台阶。从长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创新的腐蚀剂，没有民间活跃的自主创新动因和自组织机制，中国还会走过去一千多年的老路，无法赶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社会溃败本身也会诱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溃败是比社会动荡更现实的危险，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
（本文根据2009年2月23日“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讨论会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