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首次太空授课的赞叹声中，我读完了诗人丁燕的散文集《工厂女孩》。与女航天员教师所展示的“准确”、“生动”、“柔性国力”相比，那些在广东东莞的血汗工厂里拼命挣扎的女工，则描绘了变动时代背景下中国另一面的“柔性国力”。
在东莞的一家音像带盒厂，有个叫方姐的女人，来自四川农村，不识字，50多岁，干着这家工厂里最底层的工作--啤工。因为这家工厂“薪多粮准”，20年如一日，所以，它吸引了方姐十多年的生命岁月。对于方姐来说，所谓“薪多粮准”，就是每月工作28天，每天工作8小时，再加班3小时，每月完整工作308小时，在不被苛刻的厂规罚款的条件下，每月最多能收入1800元，平均每小时收入5.84元。就是这每月1800元左右的血汗收入，把方姐牢牢地钉在了她的工作岗位上，重复着一万次乘一万次地工序劳动，数年里忍受着“香蕉水”的毒性侵袭，住在墓穴般的出租房里，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任凭脸色焦黄、皱纹深刻、鬓角滋生白发，顽强地维持着她那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生命。
像方姐这样的大龄女工在东莞的工厂中并不多见，最为常见的是那些18-35岁的年轻女工。她们年轻、肯干、没有经验、好管理，“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每天只睡6个小时，连续上夜班、加班，住8-12人的集体宿舍，长期吃每顿3-4元的饭菜，将自己训练成会重复的机器，给老板带来丰厚的利润。
然而，这些女孩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并不与时代变动的步伐同步。
女孩们被叫做“农民工”、“工厂妹”、“北妹”，以区别于当地人。这种称呼意在给工厂女孩们设定一个社会等级，即她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当地人、港台等地老板。“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绝大多数女孩都是普工，拉长、质检、组长、车间主任、后勤主任、文员、主管、经理、老板等一系列岗位让普工们可望不可即。
绝大多数工厂女孩没有本地户口，这就决定了她们的居住条件、社会等级、工资、教育、福利、食物配给量等。户籍制度的限制，迫使她们在”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迫使她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她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工厂女孩要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工厂管理制度的限制。比如有条厂规这么说：“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在此，厂房只说自身的权利，避而不谈女工们的权利，显然在权利享受上不对等。女工们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而厂方辞退女工们则“随时随地”，在工厂打工的丁燕因为在和主管交流的时候多说了几句话，当天就被以“插嘴”的由头辞退。女工们每天在工厂被允许上2次厕所，每次5分钟，多了就会受到处罚。
厂方要求工人们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工作，但是当他们的身体受到损伤时，厂方能不管则不管，能逃避则逃避。脚趾被砸断的擦模工吴生愤愤地要拿啤酒瓶找厂方理论。在印刷厂做排版工作的阿芳“由于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得了硅肺病，“总感觉胸部疼痛、呼吸困难，她咳嗽不停，开始是咳痰，后来居然咳出了血”。当阿芳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已被工厂辞退。“阿芳一打听，原来这个厂每三个月、至多半年，要将全部员工炒掉，再重招新人。”显然，厂方在故意逃避责任。在家具厂工作的刘佳丽则由于甲醛中毒，在恍惚间又被货车撞上，过着梦游般的可怜生活。一些工厂还经常以不告诉女工们药名的方式，让女工们吃避孕药，以预防和缓解女工们的“痛经”病痛，保证工厂生产运营的正常进行。
在女工性爱的问题上，厂方则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对之缺少关爱。一些女厕所墙壁上的文字明显地暴露了这一问题：“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陷入情网的阿玉由于怀孕，到一些小诊所做人流，结果导致终生不孕；在恋爱中被男友背叛的阿丽，由于怀孕、流产，于是以不断换男友的方式进行情感上的报复。工厂女孩对于性爱、恋爱问题的了解和知识的吸收，主要来自于家乡的传统和一些低劣的情感类、医院广告类读物。
女孩们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工厂女孩的学历通常只有初中、高中、中专水平，年长的女工可能只有小学学历，也可能是文盲。她们在课堂接受的那点知识，远远不足以应对工厂机器时代的复杂需求。因而，从工厂的经历中学习，从现实的需求中学习成了一些女孩们改变命运的途径。女工于玛丽在业余时间里，到厂里的“妇女书屋”中阅读报纸、杂志、基层管理书籍，另外还省吃俭用买了电脑，学习一些电脑知识。高中毕业的申雨荷在工作中感觉日语很重要，就托父母借了3万元到黑龙江鸡西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此外，她们也缺乏恋爱、婚姻、人际交往、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法治规则等方面的良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