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正因为制度有力地堵塞了腐败漏洞，所以多党制民主国家虽然也时有腐败案件发生，与一常制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量的差别——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有类似这样的案件曝光：“上海村民实名发帖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尚岩镇党委书记包庇涉黑巨贪村支书、非法敛财上亿元”、“广东阳江副市长陈华康贪污数亿元人民币包养多名情妇有29套房产”，如此下层的官员竟能贪腐如此惊人的数额，在民主国家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再谈“历史事实”：严重的权力腐败历来是诱发政治、社会危机重要因素。多党制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多党政治利于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从而最大限度抑制权力腐败。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中前苏联和周边一党制政权之所以几乎一夜间坍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失去监督造成极度的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所以，戴立言关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通过认真的研究”，而是即兴随口之言。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还这样告诉大家：
一、“政党制度本身不具备反腐败的因子,其产生和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二、“多党制并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
三、“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政党的多少。”
四、“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
政党制度本身确实“不具备反腐败的因子”，其产生和建立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而真正能对腐败进行有效预防和减轻的（任何制度都难于根绝腐败），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民意代表批准不准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大环境。
多党制确实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只要国家和权力存在一天，世上就不能完全根除腐败。而多党制下的宪政民主制度，只是相比之下的“最不坏的制度”。它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只能将腐败抑制到最轻程度。
“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政党的多少。”——这个问题是小学生回答的问题，应当由戴立言先生的孙子去回答（如果有孙子的话）。当然，也可以让赖昌星、雷政富、刘志军等戴立言先生的前同志作回答。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这个问题太深奥，应当由中南海的同志们去回答。
唉，在挂牛头卖马肉的情况下，要戴立言们捣鼓出啥像样的理论、讲出不闹笑话的话来，也真的是难！对此有苦难言的戴立言先生为了尽可能证明自己观点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于是煞费苦心弄来“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之后摆出一副极为雄辩的神态告诉人们：“这更以事实击穿了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臆断。”
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确实“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只有一个是一党制国家——朝鲜。
在戴立言先生看来：10：1，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比例。可惜他忘记了当今世界共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实行一党制的又是几个！
朝鲜、越南、古巴、老挝，再加上龙头老大，也就五兄弟。五兄弟出了个世界之最，怎能一千步笑五十步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句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戴立言先生呢？则是“人有多大胆，话有多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