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憷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