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下王兆春[13]论述中国军事学术西渐的3项内容在《剑桥战争史》（[12]）中的反映：（1）关于“孙子”仅在第2页有一句话“其著作写于公元前4世纪”；（2）第307页论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民军著名将领格林的游击作战方式时提到，“150年后，毛泽东使用了与格林如出一辙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3）第195页承认火器出现的最早例证是在中国（1128年），1372年中国军队首先有了舰炮，接着指出英国旅行家彼德.芒迪1637年看到中国战船的铁铸小炮“大约1英寸的口径，能发射重约1磅的炮弹。这样的武器对其它船只构不成任何结构上的损坏”。在帕克眼中，中国军事的落后正在于你最早拥有却没有进步，可谓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腹之痛。因此，由于国家落后而弱化了军事学术的影响，这并不是中、西方价值判断的差异所致，却是对于以祖先曾经辉煌而盲目自豪的反讽。
在一些军事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也显示着中、西方的差距。徐一朋《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有一段反省：“…指挥员…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误认为仅仅是人力，而不善于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第8-9页）。相应地，有关研究中缺乏对火力的精确计算，例如火炮的数量、口径、发射量、总的弹药当量等，即使是在人员方面也缺少机动输送能力、减员估计、补充速度的计算。可以以[14]为例与之比较，该书中对各次战役、战斗均要列出双方枪炮的数量、口径、弹药量。又如“加强团”与“团战斗群”的差异。“加强团”的概念体现着基于不变的行政组织的修补，而“团战斗群”则是根据作战任务形成的人员、火力最佳组合，学术著作中不乏将外军“团战斗群”误解为“加强团”，正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对于合同作战方式认识的反复，对于军队行政组织与作战组织的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灵活的运作方式。
9、军事学术研究与国防教育
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与高等学校不涉足军事学术领域（这是不是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设军事委员会有关？），国家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军事学”是12大学科门类之一，但它仅设置在军队系统的学校，这使得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员、机构、项目、学科的交叉互动都十分有限。虽然学术机关与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研究均可能包含战争与军事内容，却面临军事学素养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军事学术毕竟不可以与军事机构、军事组织、军事活动等量齐观。可能的忌讳是必须保守军事机密，但对于军事学术的研究领域、研究材料而言，事涉军事机密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何况，在事涉军事机密时置身于军队内部的学者也不应当研究。本文所引用国外军事学术著作的作者，既有象约翰•托兰、杜派、利德尔-哈特、蒂佩尔斯基希等人或出身于军队或曾担任军事指挥，也有杰弗里 •帕克、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作者）这样普通的大学教授。中国已有为数众多的军事爱好者和较多的普及性军事期刊，是军事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与军事学术成果的积极需求者。引申到国防教育事业，则军事学术研究更应承担一份责任。如果我们注意到军事爱好者、国防教育的受教育者对于国家军事活动、军队建设可能形成的强大支持，就会理解繁荣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途径之一是应有较多的人员、机构、项目、科研基金参与与军事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
至于民间研究的缺位，缘于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仍基本维持计划经济时代的框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其难以开拓研究空间。
注释
[1]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中文版序”
[2]茅海建，《近代的尺度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风云录》，花城出版社1998
[6]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
[7]徐焰等，《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年鉴2001》，解放军出版社2001
[9]徐国夫，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19师，《军事历史》2001第3期
[10]李英等，《揭开战争序幕的先锋-40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11]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解放军出版社1998
[12]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3]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4]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年）》，钟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