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特殊的军事指挥体制
麦克•卡佛《欧美名将评传》（昆仑出版社1999）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指挥体制说：“德国的制度很特别…在理论上，德军的统帅是德皇本人，兴登堡是他的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代行统帅的职权。鲁登道夫的正式官衔为第一军需总监，但在德国，军需总监却指挥作战，而成为实际的总参谋长”（第33页）。问题不在于军事指挥体制的特殊（什么时代什么国家都可能有此情形），而是因为这特殊性形成研究的难度而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
朝鲜战争毛作为军委主席是中国军队实际的总司令，彭是志愿军司令兼中、朝联军总指挥。但从战争期间彭与北京方面来往文电看很难确认谁是统帅。彭是战地指挥官，但显然不具有完全的作战指挥权，这既表现于北京方面的大量指示、命令文电内容，也体现于彭的请示文电总是既有作战方针、部署又包含战场细节。 中国军队的各级行政系统通常不因作战需要而变更，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彭至少也不具有师一级的行政指挥权。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将军回忆，该师入朝前第60军政委说你们师没有政委，你（吴）负起这个责来。直至第5次战役结束吴被俘都没有文件明确吴的身份与职责（谭铮《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2年，第288-289页写明吴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无佐证材料）。如果彭拥有师级行政指挥权，想来不会发生此情况。那么毛是不是统帅呢？支持的依据有：北京方面的命令文电有毛、周、军委几种名义，毛的较多也详尽，有时具体到师的行动（如1950-12-04电，见 [6]，下同）。不支持的依据也有：例如1951-04-17毛致电彭“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实际上第50军因担任汉江南岸阻击任务伤亡很大已于5天前回国休整，如果在军委作战室之外设立了毛的专门作战室，想来不会不明了一个军的去向。毛与彭之间还有一个高岗（如果将周恩来、 聂荣臻视为高参并未承担指挥责任），高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但战争前期不是军委副主席（高于1951-11-05任军委副主席）。已有研究只提到志愿军前身东北边防军“归其指挥”，毛1950-10-08的命令规定“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保证之”。但战争前期彭与北京方面往来文电亦以高为收电人，显示高也参与了作战指挥。从1950-10-29毛致彭、高电谈东线敌 方企图、我方用兵，到1951-08-21毛致彭并告高电谈9月战术反击的部署，从1950-12-28彭致毛并高电谈第3次战役的安排到1951-08-21彭致军委并高电（均见[6]），大量文电内容都是战场作战指挥。更值得注意的是：1950-11-14北京方面特派高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苏方商谈联合作战指挥（首次提出成立中、朝、苏三人小组的动议）及第2次战役方针问题；1951-01-25高出席了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1951-05-26彭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谈目前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拟召开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希中央派人指导；1951-08-31彭致电毛并高再次提出成立彭、金、苏大使三人小组的问题（均见[6]）。这些事件的性质及份量表明高的作用远超出了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指挥体制与系统应是战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说清楚，仅仅列出的志愿军序列系统表并不能说明指挥体制的实际情况。军事指挥体制的特殊性导致研究者很少，这当然也与前述“为尊者讳”、“个人作用”、“政治标准制约”等问题密切相关。战史研究的对象是已发生过的事件，一场战争战役的双方如果有明确的指挥体制，研究者肯定会竭力挖掘出来。如果事件发生的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指挥体制与指挥官，那么研究者的问题将不仅包括“为什么是这样的”也会包括“实际的指挥方式是怎样的、实际的指挥官是谁”。也就是说，对于后世学者总要得出一个“说法”，这并不是什么无法探究的难解之谜。
7.研究方法体系的差异
研究方法问题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很难作出明确的优劣高下的判断。但方法的单一至少显示学术精神的缺损，这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形很相似。以王朝更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学术界魂牵梦绕于“二十四史”式的鸿篇巨制，依样修“清史”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精神财富而不是洋洋大观的“书”，它是人们思想在自然与社会素材上的运用而不是勒石以求万古不变。通俗地说，历史研究、战争史研究都需要从已逝的事实中不断探求出有意义的、内涵丰富的知识文本。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在涉及军事问题时与常见的军事学术论著不同，开篇便考证清军的武器——鸟枪、火炮、火药比英军落后 200年（第34页），清军的军制表明80万“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第53页），这种研究方法奠定了其结论的坚实性。冯兆基（Edmund S.K.Fung）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也足以让中国军事学术界另眼看待，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于该书语境的隔膜及非本土材料的掺杂。
8.近代以来国家落后的影响
冯兆基在前书中指出：“中国所有传统机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军事组织更受西方鄙视的。‘质量差到不足以挂齿’，那些对中国了解不深的外国人往往用这类话来论定中国陆军”（第1页）。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整体上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帕克《剑桥战争史》的看法可能是一种典型的批评：“保持武装力量在长时间的作战行动的后勤供应能力，形成了西方战争的另一持续性特征…中国军队习惯了试图攻占设防城市，但其部队的庞大规模（通常超过10万人）使进攻迅速地得出一个结果变得十分迫切，因为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吃的，根本没有时间花在西方司令官所偏爱的艰巨的预先轰击和铺设地雷上”（[12] 第593页）。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中国式的作战模式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但即使是偏见那我们也可以反问何以会形成如此的偏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