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人物研究缺失的源头也与军事人物自身心态有关，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问题。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1] 第366-369页）：1954年他受命撰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本应是重要的战史资料，但彭德怀要求“不准写他”，邓华决定用“志司首长”代替。由于经过这样处理，40多年后的学者使用起来当然会增加不少困难。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12]收录世界上392场战争战役，仅有的与中国有关的是朝鲜战争（关于“二战”只说了一句“日本入侵了中国”），关于朝鲜战争五面的篇幅中提到了苏、朝、韩、美4方的斯大林、金日成、李承晚、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布莱德雷，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全书论及 了465名军事人物而中国人也只有孙子与毛泽东两人！这绝对不是中国军事没有世界影响而是中国本身的军事学术研究缺乏对统帅、将领的准确描述。
中国方面是否在朝鲜战争初期预测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若有应当是战争史的杰作。目前关于此事有多种版本说法很多，分别称中国高层领导、高级将领、 参谋人员作出过这一判断，却均未有可信的依据。关键问题还是涉及个人作用时当事者常常回避或语焉不详，而学者的顾虑又太多。考证事实真相，或就此展开中国军事研究，两者都是很好的课题，可惜无人涉足。
4、战争伤亡数字缺乏较科学的统计
战争伤亡数字对于军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材料，且不说放大或缩小的伤亡数会影响一项研究结论的形成，粗略的数字也反映了相关史料的不准确性，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战争损失肯定是评估战争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战争胜利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或胜负不分的双方的角度都是如此。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军事学术研究中精确的伤亡数字并不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精确的数字它首先表明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机制（包括原始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等）的存在以及后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列举了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的损失数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4] 第22页）。该数字如何算出？这段文字很难令人看懂。战争“损失”按惯例应指军人阵亡数，文中的损失有时指“阵亡”，有时指“伤亡”。不同含义的数字怎能进行比较？仅这一个“65%”恐怕就会使国外研究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事实上“65%”是一个相沿已久的“定论”，郭书不打算去考证它而只是引用当然不可能说明白。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兹列举最新的权威著作的几种说法：（1）文献[5]第754页说“11万余名烈士长眠异国他乡”，将同页所列分省烈士数字相加却得出170395的总数，而且还漏列江苏一省；（2）同一编者的[6]第491页“志愿军烈士统计”的分省数字相加得出171669总 数；（3）文献[7]第 193-194页：“阵亡11.4万人…医院接受伤员中不治而死2.16万…患病后送住院者中死亡1.3万…志愿军死亡总数为14.84万人…还有 8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死亡”；（4）与文献[7]类似但不同的是文献[8] 第345页：“阵亡11.5万余人…因事故和因病等非战斗死亡2.5万多人…失踪、被俘2.9万多人”。以上有的数字过于粗略，精确的数字又自相矛盾且有遗漏，而“阵亡”与“烈士”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按常理“死亡”数应高于“烈士”数而不是相反。
5、个人战争亲历的史料价值问题
文献[9]是一位将领关于朝鲜战争第4次战役著名的砥平里战斗的回忆，其中如下两点显然与官方记载不符：参加攻击作战的应为7个团而不是3个团， 战斗后期的前线指挥是该军军长而不是徐（见[6]）。徐文说“砥平里战斗我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与官方资料记载的“1830多人”（见[10] 第240-249页）相差太大。关于战斗的结束，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11]说“15日14时30分…邓华副司令当机决断…决定停止向砥平里进攻，令各部于当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第109页），徐文却说是师、军两级请求撤出战斗。两位亲历者说法各异，学术研究也就难出成果。
又如[11]中的一段话：上甘岭之战“如果说是某1个军组织指挥打的，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第184-187页），这显然是有所指。问题是杨也没有举出确凿无误的命令文电以证实实际的情况，因而关于上甘岭之战的学术研究也难以形成重要的国际影响。
学术界如果对于敏感问题讳莫如深，则作为对此的惩罚便是个人战争亲历可信程度的降低甚至混乱。战史研究中发生争议本是常事，但这里所阐述的情况是研究者不敢涉足的人事问题，已不象学术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