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政治标准、民族意识的严重制约
最新出版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前言”说：“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刻意贬低太平天国运动，抬升曾、左、 李等‘中兴名臣’，甚至有指太平天国是‘邪教’者…只要翻阅史料，清朝官方、封建文人、外国报刊及外交官、传教士，都有类似的诬陷不实评价。这些‘创新 者’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蒙骗年轻学子。我们出版这部《战史》也是对这类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第5页），表明作者已将政治标准及现成的结论置于军事活动研究之上。一部200多万字的战争史就这样定位于对“贬低太平天国…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岂不是对其学术价值的自我贬损？
尽管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但军事更是鲜血淋漓、瞬息万变的残酷竞技，军事争斗中精彩的运筹策划、斗智斗勇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从军事的视角来研究军事学术非常必要，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军事斗争的政治成分。军事斗争虽然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军事学研究却并不必然地要以政治标准（历史的或现实的）为准绳。
中国古训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倒是西方军事学者更乐意奉行，不仅不以政治上的成败论英雄，甚至也不以军事上的某些失败来论军事英雄。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的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专门列出了该统帅的经典作战是几胜几负。国家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相信世界上现有国家都有过内战的经历。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什么，或重大或淡化，也许因国家而异。但是作为军事学术研究对象的国家内战应该是另一个问题，至少应与历史上内战的当前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俄罗斯最著名的统帅》（卢布钦科夫著莫明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一书上起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国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录了从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到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共47人。其中苏联内战时期既有红军将领伏龙芝、布琼尼，又有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 （1870-1918）、邓尼金（1872-1947）、高尔察克（1874-1920），而“二战”时期也只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华西列夫 斯基4人。格兰特与罗伯特•李分别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与南军总司令，均有杰出的军事业绩，在军事学术领域并不因为最终北军胜利南军失败而扬此抑彼或作视而不见。
民族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用今人的观点如何去看待历史上的“光荣”与“耻辱”是一个超级难题，民族战争的光荣与耻辱似乎也并不需要今世的军事学者来承负。中国的学术规范不仅很难接受在军事领域内淡化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研究方法，也很难面对在政治光环笼罩下军事人物的失利以及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军事人物的军事建树。其实，经济、文化、教育的研究都会有政治背景，只是强弱的差别而已，军事学研究也不必过于敏感。
3、对个人作用认识上的差异
关于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不可谓不多，却仍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者往往持拘谨、含蓄的态度，然而军事与战争研究对于个人的作用尤其不可以回避。退一步说，对个人作用整体上的褒扬或贬抑，是不是一定要作出选择？实用主义观点也许是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即使在思想方法领域接近于中国的苏联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问题的理解与做法也放得开些。曾有介绍说苏联一些大学的教研室里陈放着历届主任的照片及简介，这一件小事在中国看来就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一旦涉及其评价通常会众说纷纭而不得不搁置一边。承认有某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他的作用全是积极的、正面的，纪念一个人也不等于他特别伟大，能承认能纪念却是文化传承的体现。
杜派等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收有约3000名军事人物，其中中国仅156人，即使将“西方人持有偏见”一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比例也太小了。属于现代史时期的国民党方面，抗日战争重要将领如薛岳（南昌会战、3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的指挥官）、唐生智 （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内战时期重要将领如杜聿明（东北、徐州战场的实际主事者）没有列入；共产党方面27人是：1955年授元帅、大将军衔20人、 1949年以前去世的方志敏、刘志丹、叶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吕正操。共产党方面除吕的入选难以理解外，这个名单显然经过中国有关方面处理，而原因应当是不满意于该书对中国人物的遴选。该书所收人物传记后均附有参考资料作为人物入选的依据，而上述27人则基本没有参考资料，由此也可看出这是一个 “中国版”。按所任职务高低军衔高低或由官方机构划定（例如1990年代初为出版某百科全书中文版曾确定34人为军事家）而产生的军事人物与进入军事学术研究视野的军事人物实难吻合。一方面中国本身缺少高水平的军事人物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国外学者对中国军事人物的评说，只好对国外著作进行删除或改写。这样的例子还可见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军事人物专辑的编者申明，对原著中中国军事人物“一律未选”（见《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知识出版社1980）。
1950年后中国有过几场重要战争，如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由于军事学术界对于个人作用的难以把握，又常常将军事业绩归于个别领袖，致使这些战争的人物研究特别缺乏。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将领有1955年授衔的元帅大将各1名、上将中将少将在1966年以前授衔总数中各占约三分之 一。在杜派的《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中仅列有彭德怀、陈赓两人（陈参加时间极短），而北朝鲜的金雄却能列名。至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的中国将领在杜书中完全见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