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德械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为何难以走向世界
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作者：黄力民
古今中外的战争带给人类的惟有痛苦而已，人们却以极大兴趣研究战争艺术、军事理论与军事人物。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战争若较多，则可提供较多军事研究的材料，但是军事学术研究的繁荣与此不一定有正相关关系。而较为明显的事实是，发达的国家常常有发达的军事学术研究。全面地评价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世界影响与地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即使仅从中国战争历史研究与中国军事人物研究来看，确有中国军事学术研究难以走向世界的问题。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为例，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与著作中不能占到应有的地位。例如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 社1992）“译者的话”指出“该书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很少述及…是它的一大缺陷”；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译者的话”认为“本书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缺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二战史”偏重欧洲、非洲战场，然而专门论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也是如此，约翰•科斯特洛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东 方出版社1985）“中译本前言”说“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约翰•托兰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贯对新中国友好”（[1]“中文版序”），其《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之“出版说明”却指责“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固有偏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未予公正的评价，对卢沟桥事变等重要情节进行歪曲，…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纵容投降的政策未予如实的陈述”。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动员规模最大、兵力人员财产损失惨重的国家，战争期间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地位已列在美、苏、英三强之后，若论对日作战则列名第二（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是根据美、中、英、苏政府之间的协定，9月2日“密苏里”舰上日本投降书受降方的签字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这都是历史事实。然而再加工后的历史记载却是一次又一次地令人不 快，不可不探究一下其间的原因。
最易引起疑虑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界是否怀有对中国的冷落、排斥或偏见？这使人想到几年前的一件事：代表世界基础科学最高水平的英国《自然》杂志甚少刊载中国作者的论文，国内学术界曾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学者怀有偏见。后来经双方多渠道交流、解释方知《自然》杂志很少刊登中国作者论文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学术研究在规则、规范、载体、传播及影响等方面的缺陷。看来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最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4] 第10页）的作者期望今后撰写出“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既然中国本身尚且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作战史，又何以要求外国学者摆正中国战场的地位？因此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的状况 欠佳是未能融入国际性学术体系之中的重要因素。
由英国《焦点》月刊1998年评选为世界十大军事统帅之一的保罗•冯•莱托-福贝克（1870-196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非战场德军司令，他的主要军事业绩是以1万人实施游击战牵制了16万英军。该刊评论说他是“非常成功的，或者可能在任何时期来说都是极具天赋的游击战领导者之一”（见《参考 消息》1998年3月29日第5版）。中国古代、现代均有极丰富的游击战战例，很可能发掘出不比保罗•冯•莱托-福贝克逊色的游击战领导者，然而中国学术 界并没有产生出关于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的研究力作，当然也不大可能使中国游击战与游击战统帅发生国际性影响。
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是季羡林主持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作者自承这是一个不好写的题目。该书三大部分仅涉及军事科学的三项内容即“火药火器”、“古典兵学”（实为“孙子”与“三十六计”两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仅就此也反证了中国军事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小。
军事科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不能只是诠释先入为主的结论或一成不变的原则，更应看到它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跨越国界的精神财富。历史科学也有特殊性，中国学者虽然拥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先天便利，却又长期为一些非历史学的因素所困扰（一位论者称为中国历史学为三种情结所累：道德情结、政 治情结、洋人情结），因而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也显示其逼仄与局促。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之一、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时，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能不认可世界性学术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应当以历史科学或军事科学的特殊性为理由而拒绝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如果考虑到军事学术的繁荣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它也是形成公民素质特别是形成军人军事素养 的特定因素，则促进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为尊者讳”“为己方讳”阻碍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
军事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国家及统治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军事学术研究资料的提供当然会考虑到是否有损于这种利益，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本不足为奇。 背景材料的完整性详实性有助于军事学术研究，但是在同样的背景材料下由于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差异却可以有不同深入程度的研究成果。中国漫长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政治体制蕴育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独立学术精神的阙失又强化了“为尊者讳”“为己方讳”这一原则对于学术研究的渗透，体现为学术研究对于强势话语的依附、对于敏感叙事的躲避。军事学术研究总要涉及战略的得失、作战的胜负、人员的伤亡、统帅将领的毁誉，如果学者心存忌 讳，其研究肯定难以深入。
“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底线非常之低，即使是明显失败了的战争例如中英鸦片战争也鲜有学者从中、英军队的人员、编制、兵器、 统帅等方面去揭示中国方面失败的惨状。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2]，《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3]虽是历史研究著作，对于鸦片战争的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却能摆脱“为尊者讳”“为己方讳”的束缚，这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是难得的。该书对交战双方进行详尽的考量，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是落后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让公众知道中国军队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会不会有损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张扬呢？以这种方式设置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好比追问“军事学术研究如果不‘为尊者讳’‘为己方讳’会不会造成对军队士气的负面影响”？战争使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即使是成功的军事统帅在临战中也难免有畏惧、动摇的一刻，不过恰恰是人性的弱点与天才禀赋的碰撞方是军事学术研 究的巨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