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杜利特已经经历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风雨与饥饿，粒米未进，衣冠不整，但他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感谢着“极佳的运气和上帝的佑护”。
下午，行署又迎来了三个金发碧眼的新客人，其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神色紧张，但是看到杜利特时，他立刻消除了戒备，和两个同伴狂喜地冲过去，五个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号机的领航员波特、射击手伦纳德与投弹手布雷默，因为被误认为所谓的“敌人降落伞部队”，他们差点和自己盟国的百姓交了火。后来，他们才哭笑不得地听说，在航母上学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是粤语发音，而且极不标准，对方言浓重的浙江百姓讲这句话，怕是比英语还难懂。
波特跳伞到了附近的碧棕村，被认做了“日本佬”。这个单独闯村的“敌人”成了众矢之的，村里的两个民兵一个奔上前将他死死抱住，一个扑上去夺走了他防身的手枪。
波特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当地的祠堂。很快，村民们又发现了一个“高鼻子”——布雷默，他刚刚下山，同样被关了起来。
村民们押送着二人，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上级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只懂得一点“洋文”，借助笔谈和手势，他还是很快搞清了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波特和布雷默被松了绑，在朱学三家做了座上宾。
这两个美国人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村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浙西行署，不过，捆绑押送变成了簇拥欢送。
队伍走到了相邻的射干村，听见一阵喧闹声，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要抓的是一号机的射击手伦纳德。
原来，跳伞落地在射干村的伦纳德同样遭遇了村民的误会，他见势不妙，便向村后的高山跑去，民兵们一路追赶，双方都已经子弹上膛。交火一触即发之时，为布雷默和波特送行的队伍正好赶到，伦纳德被解了围。
从五位飞行员口中，贺扬灵了解到昨日那场千里奔袭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遭受到一场迎头痛击，贺扬灵喜出望外。贺绍英当年只有6岁，放学回家的她看到这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他们是哪里来的？”父亲明显心情大好，半开玩笑地告诉她“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
由于当时年纪尚幼，贺绍英现已回忆不出飞行员们的更多举动，她只是依稀记得，父亲的秘书在旁充当翻译，那个小个子外国人神色激动，一直在连比带划地说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