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勇告诉记者，因为美国飞机全部无法使用，中国方面必须出动运输机才能把飞行员运往重庆，而衢州机场并无战斗机护航，在已经成为靶子的衢州机场贸然起飞，其危险性不言而喻。4月底，杜利特等人转路衡阳机场，从那里乘坐重庆政府派来的飞机。
还在病床上的七号机组成员暂时留在临海治疗。
临海并不是座安全的城市，日军离这里只有20公里，随时都可能攻下这座县城。但是伤势最重的劳逊伤口感染发炎，急需手术，不可能安全转移。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劳逊感慨，“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不知采用什么办法，另一座城市的知名医生来到了临海，珍贵的手术药品通过秘密途径送到，周边的村民们还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劳逊在当地医院完成了截肢手术，保住一命。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逊等人被安排转移。他们的身体尚未完全复原，当地政府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逊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中国人给他们送上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逊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很快，他们的交通工具从轿子变成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的奢侈品，不知道是哪位富商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三个中国士兵一路护送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与日军发生交火，但劳逊等人的行程却是危难重重。日军几乎是掐着他们的步点进行着轰炸，不过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想要前往的机场。
衢州、丽水、南昌、吉安……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些机场无一例外地被日本飞机空袭破坏。七号机组辗转四省，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使用的机场。
有飞虎队护航的大西南成为唯一的庇佑地，6月4日，飞行员们乘坐中国政府专程派来的运输机从桂林机场升空，此时距离轰炸东京的4月18日已经过了将近五十天，劳逊等人是最后一批到达重庆的机组成员。
降落在中国的75名飞行员，8人被日军俘虏，3人降落时丧生，其余64名全部获救。
25万人血洒浙赣
东京遭到轰炸后，日本社会惶惶不安。动荡的民间情绪给日本军界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样针对本土的袭击只是一场前奏。在获得轰炸行动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支援的情报后，以图彻底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机场。
预定接应美国飞行员的衢州机场成为首要的目标。5月底，日军分三路向机场方向进犯，6月7日，敌人占领衢州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