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牺牲在这里，大陆说他们是反动派，台湾说他们是逃兵。没有人供奉他们，我们来供奉。”和邓公标不同，张治国的父辈并不是军人，但是他表示，“有远征军打垮日本人，才有我们在缅甸。”
修路的时候，张治国不断地从地基里挖出钢盔、手榴弹、子弹。“这里是历史发生的地方。”
没想到路修好以后纪念碑的审批却卡壳了。“县里面卡住，说那段历史不要再翻出来了。”
密支那立碑所遭遇的困境，在仁安羌和莫洛村也曾面临。与英国、日本由政府出面修筑墓园和纪念碑不同，目前缅甸的纪念碑，全部由民间力量操作，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远征军网在仁安羌走的是缅甸军方的关系，7个月内拿到批文。戴澄东则通过江苏省外事办联系上驻缅大使馆，得以进入军事禁区孟密市寻找父亲戴安澜的牺牲地址。之后，戴澄东在立碑事宜上选择绕开政府，直接和当地的莫洛寺联系，在寺中修筑了一座佛塔。“如果走政府那条线，程序太繁琐了。”
审批迟迟下不来，邓公标和张治国都怀疑，这是缅甸地方政府索贿的暗示。张治国估计，送礼的话，三四个部门加起来估计要缅币一千万（合人民币6.5万）。但送了也不一定能成功。张治国说，“现在只能等。”
允许建以后，建得怎么样也是一个问题。谢婷看了同古的纪念碑，感觉离太外公很遥远。“只有一块碑是不够的，应该像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墓园一样，有一个一个的墓碑，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中国远征军网和戴澄东也试图在仁安羌和莫洛村的纪念碑上刻上阵亡将士的名字，但他们穷尽一切资料，只找到52个人的名字。这个数字相较十万阵亡将士总数，只占0.052%。
反观“Satthwadaw墓园”，27000多个死者的名字刻满了好几堵墙；墓园中仅有86尊坟墓无法确认身份，上面用英文写着“KNOWN UNTO GOD”（他的一切上帝知道）。
从数字上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看出，中国在这场记忆竞赛上已经被落下多远的距离。
战后，日本在1975年、1976年两次组织大规模的“收骨团”，共在缅甸收集阵亡将士的遗骨23306具。
中国民间也曾开展过收集遗骨的工作。2011年，由云南黄埔同学会和云南侨联等民间组织，在缅甸找到19具遗骨，后在当年9月14日安葬在腾冲的国殇墓园。
戈叔亚就此做了一个对比，“中国在缅甸死亡人员10万，收集遗骨19具，占总死亡人数的0.019%；日本人收集的遗骨占总死亡人数的12%，比例是我们的六百多倍。”
更为突出的是政府的重视程度。中国方面主要靠民间力量推动，而英国的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统一管理，这是一个由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官方网站的首页写着，“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用真名和墓碑或纪念碑铭记。”
从记忆之碑到人心之碑
2009年，摄影师马金辉开始走访看望湖南省抗战老兵，并给老兵留下影像资料。至目前，他已经走访了241位老兵。2012年，他选出其中100幅照片，在长沙办了抗战老兵主题摄影展，名叫“未曾忘记”。事实上，“被忘记”，恰好是老兵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