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来仪：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就想遏制中国

　　在与台海两岸学者交流的过程中，葛来仪注意到，两岸专家学者有所不同，台湾的智库通常不是政府的，想了解台湾官方的想法，除了与学者交朋友聊天还不够，还要与官员去谈。她表示，她与台湾高层官员有定期的互动，在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就与其认识，现在也常与台湾防务和对外部门的官员交流。而大陆就不一样了，大陆的研究机构大多是政府体系内的一部分，虽然离决策圈有近有远，但与大陆学者交流，通常就能了解中国官方的立场和想法。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一个变化是，在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名头依然重要的同时，个人在中国学术圈的地位和名声愈益重要，这是一个好趋势。

　　美国利益捍卫者

　　在华盛顿外交学界，曾经流行过“弑龙者”（Dragon slayers）与“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s）的区分，有些对华强硬的学者和官员被打上“弑龙者”的标签，而一些立场比较亲华、常为中国说好话的则被打上“熊猫拥抱者”标签。葛来仪称，那是2000年之后头几年的分法，现在这种区分已经过去，而她也不认为自己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她说：“我一直尽力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我从来不把自己界定为中国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我是我自己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我有时也会批评我们的政府，有时也认为中国在某些事件上处理得比美国更有效。”

　　葛来仪表示，自己是以美国国家利益的眼光，尽量客观、公平地去研究中国，并不站在某一边，有时候会批评中国的一些行为，有时候也会肯定中国做得正确，尽量做到实事求是。

　　早在1997年，葛来仪就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中国小组成员，近年来她也频频参加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中国的讨论咨询会，被认为是能接触美国决策圈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葛来仪说，美国的决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与官员谈话，参加会议或简报，或被召去参谋或写建议报告，就有机会了解官员脑子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挑战，而不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些话。而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才会了解自己能贡献什么，能做什么项目，能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帮助塑造公众的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

　　葛来仪表示，自己喜欢做一些政府做不到的关于中国的事情，比如朝鲜政权不稳定对美中构成什么挑战？这是美国官方很想与中国官方谈的敏感话题，但官方做起来有困难，而专家学者就可以做这种尖端研究，直接与中方探讨这个议题，官方也很愿意听取学界探讨的结果。她说：“我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方式，为政府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和决策做出贡献。”

　　对华观感趋负面

　　谈及过去十年美国人中国观的变化，葛来仪承认，总的说美国外交学界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确实存在更加负面的趋势。她说，观察人权问题的人可能认为中国在人权上管控更严了；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也许对中国政改感到失望；研究中国经济的可能觉得中国经济表现不错，但经济改革开放陷于停滞；研究外交政策的则对中国行为感到悲观；研究军事的担心中国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可能阻止美国对中国近海紧急事态的干预。

　　葛来仪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观念的变化，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渴望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隐私空间；美中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积极，有的消极。两国之间的人文交往、政府机制都比以前多得多，在某些方面相互理解增强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仍继续误会和误解。

　　她说，很多中国人倾向于“阴谋论”，认为美国就是想遏制中国崛起，“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美国人对中国也有许多误解，因此双方应当继续保持对话，人们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依然可保持谨慎乐观。（记者 余东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