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来仪：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就想遏制中国

　　在大学本科时期，葛来仪就做过一个项目——中国如何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却在工业化的世界中落伍。

　　台湾学中文一年半

　　要研究中国，必然要学习中文。在波士顿大学上了短期的中文强化班后，本科刚毕业的葛来仪在1979年初，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三周抵达台北，开始了在台湾学中文的一年半留学生涯。

　　葛来仪说，当时除了像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潘文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美国人，美国学生很少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学中文。而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生活，甚至留在那里工作，美国本土的中文热也风起云涌，连不少小学都开起中文班，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直到现在，葛来仪坚持要看中国人写的第一手中文材料，而不依赖二手材料。她会让助手帮忙搜索所做专题的中文材料，让助手将重要的段落标出来。她笑称自己的中文水平不如以前了，但还是会慢慢读。

　　如果有人们强烈推荐的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电影，本来就喜欢看外国电影的葛来仪也会去看。这也算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爱好之一。

　　三十年前首访大陆

　　从台湾学了一年半的中文，并于1980年首次作为游客到大陆游览之后，葛来仪回美进了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专攻国际经济和中国研究。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正式踏入中国研究这一行。不久她就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核安全局做一个关于美苏中核政策比较的课题项目，她与美国同事作为中方邀请的客人，访问完苏联后从莫斯科直接去北京，第一次作为学者访问中国。

　　接待葛来仪一行的是现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这个成立于1980年的研究所当时正在为是否应该对外国人开放进行着内部辩论，第一批来访的是当时在兰德集团任职、后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理查德 所罗门，葛来仪是第二批来访的美国学者之一。最后主张对外开放的一边占了上风，葛来仪说，她也是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被用以表明开放对一个研究所会有好处的例证，而事实也证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开放之路走对了，现在它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之一，与世界各国智库有广泛的交流。

　　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有着制衡苏联的巨大价值，没人预见苏联会在7年后崩溃。葛来仪说，过去30年研究中国的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现在研究中国资料之丰富，获取资料之便利，绝对是今非昔比。

　　多与中国人交谈
　　
　　在“中国热”全球涌动，“中国通”遍地涌现的今天，葛来仪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也不是著作等身，却在华府的中国研究学界稳稳占着主流中国问题专家的一席之地，在两岸和美国都名声远扬。她不仅担任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对华政策顾问，还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委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其写的专文频频见诸《华盛顿季刊》、《中国季刊》、《亚洲调查》、《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利益》、《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学术刊物和主流媒体上。在华府采访的记者会发现，在很容易人云亦云的外交关系学界，葛来仪出场，其观点常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容易为媒体所用。

　　问其在美国学术界成功的奥秘，葛来仪首先澄清：“我不认为我是一个顶尖学者，我认为我只是一个政策分析者，我也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做学术研究。”不过她认为，今天做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与30年前已经不同，因为渠道多了，比如研究中国军事问题，你可以上网，有关中国军事的报刊网站成百上千，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可供查询。

　　葛来仪强调，她个人研究中国的经验是：与人交谈，特别是与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交谈。比如找一个主题，拜访20个中国机构，去跟30个中国人谈，感受他们的观点，主要争论点是什么，从中了解中国体制内提供建议的过程，如何在决策中起作用等，如果是与公共政策有关的题目，还应当去跟公众谈。不管是去中国，还是跟来美国的学生、学者聊天，总之要与中国人多交谈。为此葛来仪每年都要去中国几趟，问她1980年以来总共去了几次中国，她说：“我没有统计，到底几百次不知道，但绝对有数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