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王小谟院士

　　王小谟，著名雷达专家，1938年11月生于上海，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电子工业部预研局局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60年代，王院士创造性提出雷达脉内扫描方法，使雷达高频系统大大简化。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三坐标雷达的研制。80年代，王院士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部数字化、集成化和自动化引导雷达———JY-8和世界优秀的低空雷达———JY-9，很好地解决了雷达数据率、精度和威力三者的矛盾，并因此分别于1985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80年代末，王院士开始从事预警机系统的研制，是我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在中以合作期间，王院士作为中方总设计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新型相控阵雷达方案，并部署国内同步研制，为中以合作中止后国内立项研制预警机创造了条件。王院士提出了我国预警机系列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构建了我国预警机发展的谱系，并曾亲任某型预警机总设计师。王院士长期工作在预警机科研领域的第一线，并于2002年和2007年两次获“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2008年获“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

　　何：王院士，首先感谢您接受《兵器知识》的专访。国庆阅兵典礼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预警机了。您作为我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一定也感到非常自豪！

　　王：这个自豪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集体、我们国家。预警机的研制要集中全国的百余个研究院所和工厂，覆盖到很多行业和很多专业，要耗费巨资才能坚持下来，不仅研制的费用很高，研制出来后还要进行各种试验和数千架次的试飞，费用常常更高，仅靠单位和个人是无法做到也是负担不起的。因此，预警机的研制是国家的行为，国家不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预警机，预警机的成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何：我国从60年代末就开始研制自己的预警机，曾经试制出了“空警一号”，但不久就中止了，是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正式研制预警机的？

　　王：我们重新开始研制预警机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代就开始自主研制雷达。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研究人员就跑到中苏边界用望远镜看人家的雷达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雷达界就有了自力更生的传统。由于雷达上天后往下看会碰到严重的地杂波反射，“空警一号”未能解决反杂波问题而中止。总结“空警一号”的经验教训，我们从基础做起，首先要攻克“两高一低”技术（高纯频谱发射机、高性能信号处理器、超低副瓣天线），因此，70年代初我们下决心要在这三项技术上突破。那时美国人已研制出预警机，我们也提出自己研制预警机，贵州的某研究所开始搜集国外资料做预研工作，相当于技术储备。我们攻克了超低副瓣天线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接着，高纯频谱发射机也做出来了，唯一待解决的是高性能处理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集成电路开始小规模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发展成为中大规模，这样我们做滤波器已感觉较轻松了。随着计算机的发展，高性能处理器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容易。过去的多功能处理器像十几个柜子那么大，现在一块板子就做下来了。

　　第二个大背景就是在世界军事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预警机在局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当时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军方更加迫切需要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预警机，因此在90年代初就决策重新开始研制工作。

　　何：当时国家决定立项研制预警机，是不是很不容易？

　　王：是的，这时国家要上预警机，而我们已有了十几年的预研基础，我认为我们能做，但也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做，意见未能达成统一。1992年，我们十几位专家，向上级领导陈述了我们自己能干预警机的理由和决心。为了统一意见，国家组建了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考察团赴国外考察，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有三种购买选择：英国的，以色列，或者是俄罗斯的，考察三家后再做出决定。我们考察回来后，有人认为为尽快具备作战能力，倾向于购买。以色列的东西好，但是不成熟，因为它是相控阵的，而当时世界上的主流预警机，就是以美国E-2和E-3为代表，都是机械扫描的。俄罗斯的较为落后，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倾向是买英国的，而英国人也说能很快、很便宜地卖给我们比较简单的预警机，就是“猎迷”。但是最后他们自己也没做成，项目下马了。

　　我们认为最好是自己来做。如果引进，以色列的比较有价值，因为相比之下他们的技术比较先进。国家最终决定双管齐下：如果着急可以先买英国的预警机以备急需；工业部门继续跟以色列谈，通过国外先进的技术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急需的型号被称为基本型，我们自己的型号称发展型，是为今后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