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无论是夏代发端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是商的“当于民监”，无论是西周的天命来自于民众的意志，还是孔子的“仁者，人也”，或是孟子的“仁者爱人”等等，都说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盖源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即中国古代国家保留了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样，中国古代独有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结成的五伦关系，社会被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纱幕所笼罩，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亲”和“尊尊”的宗法联系。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氏族血缘的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基础，是血亲之爱的延伸和发展，是血亲情感的理性化和政治化。总之，离开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这个基础，上述的一切都无法得到圆满的答案。历史证明，起源于古代文明路径的民本思想和主张，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形成了古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生态。如德治的提出和强调，对仁政和王道的推尊，又如法先王、尊皇训等等，都是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作用的展开和体现。这些政治文化现象，很显然与古代敬民、重民、爱民的民本主张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有内在联系。
七
先秦以降，秦汉乃至整个封建时代，虽然进入到更高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社会和体制起了深刻的变化，但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并未发生改变，政权仍是一家一族的政权，国家的君主仍是最大的家长，君主仍是君父。正因为如此，古代民本思想必然被封建国家所传承，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检视历史，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除了少数的独夫民贼统治者以外，一般统治者均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众看作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力量，民乱则国乱，民安则政安，把政兴国安与民心的向背联系起来。争取人心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夺取政权和稳固统治的重要手段。汉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即是争民心之举，民众不仅是统治和压迫剥削的对象，也是可利用和可借助的重要政治力量。刘备在四川立国时曾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基于秦王朝暴政残民覆亡的教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汉代特别受到重视和推尊。《淮南子·氾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所谓“利民为本”，说到底也就是以民为本。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重民、爱民，惠利于民，这就是史家之所谓“善政者恤民之善，除民之害也”。（《桓范集》二卷）东汉光武帝为了行善政，对自己拥有的特权加以收敛和约束：“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宋代政治家包拯提出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执政者必须廉洁，作民众的表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孝肃奏议·乞不用赃吏》）贪官而被民唾弃的事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宋代杨万里从对历史的检讨中得出结论：“古之君子，以其所难者，先身而后民，以其所利者，先民而后身”。（《执政书》）就是说，遇到困难，居官者应在民前面，得利之事，居官者当以民为先，先民后己。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以民为本是为政之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二程所概括的“三本”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揭示出民本思想的本质，这三者构成一体，缺其一，不可谓民本，不可谓“为政之道”。类似关于以民为本的论述，在封建社会可谓不绝如缕。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推尊，在政治上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凡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都把民心向背看作执政的大事。国家的治乱与兴衰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犹之水，统治者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舟。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被一再印证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铁则。与民心相悖的独夫民贼总是被湮灭在民众的汪海大洋中，这就是历史的见证。以民为本，虽然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是有史为证的。
如同任何一个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社会历史与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就带有那个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体制处在瓦解中，近代资本主义由孕育萌芽已发展为历史的大势。随着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与崛起，古代的民本主张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民本思想演进为近代的以人为本的公民意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透析的人本思想即是这一转变的标志。黄宗羲不再从血缘关系看待和解析以民为本，他从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政治和道德观出发，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君与民易位了，君主不再是压迫人民的最高统治者，相反的它由“主”转为“客”了，“客从主便”，君主要服从主人即人民的意志，作主人的公仆。黄宗羲把“君为主，天下为客”颠倒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与古代的以民为本主张的本质区别，是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和蔑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挑战，是对几千年反人道、反人性的“三纲”政治和道德的批判。黄宗羲在过去民本主张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的治乱是由社会的主人即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这显然是一种公民意识的宣示，而这种公民意识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从古代民本思想演进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为近代人本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凭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的发展关系，溯其思想渊源，明清之际的民本主义可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找到它最初发生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