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同的文明路径，决定了古代中西不同的政治生态。“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时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所建立的国家是与氏族血缘无关联的城邦。希腊称城市为“波利斯”，是“城市与国家”的融合体。城邦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的形态，具有“公民集体”、“公民”的含义。希腊的城邦是独立自主的小国，分布在希腊纵横的山脉和众多的岛屿之中，各自隔绝，派生出希腊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城邦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公民大会则是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其他的贵族议事会、各级行政、军事主管等部门，都隶属公民大会，希腊不存在无公民大会的城邦。公民由贵族与平民组成，奴隶和外邦人包括非母邦做生意的商人被排除在外，贵族有势力者自称君子，平民则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城邦国家实行公民集体治权，一切公职向公民开放，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权在民即主权在公民。城邦国家中的公职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轮番而治。城邦国家的公民集体治权与原始公社氏族成员集合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拥有私有财产的公民集合体，后者则是财产公有的氏族成员集合体。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城市国家的出现与产生，诱发了古代希腊人对个体权利和民主的渴求，从而出现了关心个人权利与民主的政治生态。
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不同，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诸侯、卿大夫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社会成员也是以血缘关系而不是地域关系为纽带划分的，除奴隶以外，构成社会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国家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君权即父权，君主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虽然血缘氏族内部存在着亲疏区别，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被血缘关系所掩盖。正因为如此，国家统治者不会把自己的血族成员作奴隶看待，如同对被征服的异族一样实行奴役统治，广大的血亲氏族成员也不会仅把君主和国家执政者看作自己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自己的家长，看作本家族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决定了古代的中国先人不像古代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注重个体的权利，不像他们那样关注个体能力施展和发挥的选举，不像他们那样关注民主诉求的公民大会。古代中国先人虽也关心自己的权利和民主，但最注重的是以氏族整体为政治单位的政治意愿和民主诉求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所期求的是氏族整体民主意志的诉求。古代中国先人在国家初奠时所表现出的民主诉求形式，正是中国文明路径所诱发和派生的特殊的政治生态。对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生态真实的存在，《尚书·五子之歌》作出了如实的记载。夏康之弟劝诫夏康的“皇祖有训”包括三层含义：其一，“皇祖有训”是此政治理念的核心，其意是说夏王朝虽与过去的原始公社有质的区别，但皇祖之训必须接续和传承，否则，不但是叛变先祖，也叛变了赖以支持国家统治基础的血缘氏族；其二，接续与传承皇祖之训，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血缘氏族的成员看作奴隶而实施压迫，要把他们看作自己血缘家族的成员，敬重之，重视之，爱护之，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其三，国家统治者之所以敬民、爱民，就在于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巩固了国家的这个根本，国家才会安宁。《尚书·五子之歌》所描述的夏王朝的政治生态，正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发端，深刻影响着后世几千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惟邦本”的思想乃缘起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