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检视历史，中国古代数千年不坠而延续的一家一姓的家族政权是由氏族血缘关系所奠定的政治基础。商周统治者对其所属的氏族所表示出的亲和力既有皇祖遗训，又有血浓于水的亲情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因此，统治者表示某种敬民、重民、爱民的心怀，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切地说这是血缘联系的氏族所诱发的）。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由此发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决定了文明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向的。论及古代民本思想的背景，这就是历史背景；溯其根源，这就是最终根源。
1.由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商周社会的历史实际，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不但被统治者看重、推尊，也受到当时思想家的热议和认同，不论是儒家还是墨家和道家，都对发端于商周的古代民本思想作了多方阐发，赋予了新内容。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提出执政者要以百姓的心愿为自己的意志。墨子说：“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墨子·明鬼下》）意即考察“有”与“无”道理必须以民众耳目感受和意志为判断标准。不仅如此，他还说：“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爱民要出于忠诚，给民利要厚重。代表儒家思想的《大学》指出执政者的好恶要以民为依归，“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从历史兴衰得出一个结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先秦时期政治家管仲在从政中体会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他认为顺民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予民以实惠，简言之是富民，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富民与否，这是王、霸的分界线，“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管子·山至数》）管子认为，凡被拥戴的君主都把财富给予民众，与此相反，横行天下的霸道者则不关心生民死活，把财富给予官吏，如果把财富储藏在王者自己的小箱子里将导致残国亡家。由此可见，所谓顺民心，最重要的是关心民众的痛苦，是藏富于民，解决民众的生活困苦。
2.在民本理念的形成中，儒家创始人孔子作出了重大贡献，发现了人和人的尊严的“仁”学即孔子代表性的理论贡献。孔子关于“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的仁学的创立和提出，并不是孔子偶尔所发，并不是他无所依傍的奇想，而是在对中国古代国家所保留的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感情基础上作出的理论上的升华。“仁”字最早记于甲骨文，这是以文字表示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记载。甲骨文的“仁”字从字形看是“从人从二”，许慎《说文解字》对“仁”的解释是：“仁者兼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二”为：“独则无耦，耦则相亲”。“仁”的本意是爱人，孔子的“仁者，人也”即是对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的理论化。孔子的“仁”学在客观上为化解敌意乃至人类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
3.从血缘关系阐发敬民、重民和爱民的民本理念，不独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孟子亦如此。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又说：“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相亲”是仁的本质，“施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爱人”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外面强加的，而是从血亲之爱由近及远发展的。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粱惠王上》即是从“施由亲始”即由近及远的血缘演化出来的。孟子同孔子一样，从理论上把原始氏族的血缘亲情升华为理论并赋予其普遍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民众、社稷（国家）、君主（统治者）三者关系中，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排出了其间的轻重关系。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最重要，故最贵；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取决于民心，故次之；君主的统治有赖民众支持，故其最轻微。这种民贵君轻是对君与民关系的颠倒，在等级特权的社会，可谓惊世骇俗之语，无怪乎明代的开国者朱元璋至为恼怒，要把孟子赶出庙堂。其二，孟子把原始社会血缘亲情从理论上提升为人的固有本性，为以民为本奠定了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人性本善，凡人都具有“四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构成人类的普遍心理特征。因此，爱人，人与人互相关爱乃是人的一种本性，爱民乃是人的本性所使然，应该如此，只要是人也必须如此。以上两条是孟子在孔子之后对民本思想作出的重大贡献。至此，古代民本思想可谓形成了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