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于商周时代演生的以民为本政治理念和政治生态，从上世纪以来许多史学家都作了探究，提出了众多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殷周时代出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主张，不是奴隶社会本身的一种正常现象。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只有奴役与压迫，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牲畜，奴隶制度本身不可能滋生和成长敬民、重民、爱民的思想。正是如此，有的学者怀疑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的存在，似乎考古的发掘也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某种根据。从考古挖掘中虽然发现有奴隶陪葬的现象，但大多是奴隶的代葬品的木俑和陶俑，并不是真正的奴隶本身。有学者由此推断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或者说商周奴隶制不发达、不典型。但对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奴隶制不发达，特别是为什么会出现民本思想的原因，并未深究。
有些学者虽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奴隶制的存在，但对为何滋生与成长与奴隶制本身不相容的民本思想，却同样未提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予以深究。他们只是把古代民本思想与古代商周统治者萌芽的政治自觉意识联系考察，认为商周统治者自觉与不自觉地意识到君主德性修养的重要性。殷纣之所以败亡，就在于失德失道。周人发现“天命靡常”，因此，祗求天命庇护，惟有执天命的君主修德，所谓“以德配天”和“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由此被提出和受到推尊。学者们把敬民、重民、爱民与当政者政治自觉相联系一并考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政者这种自觉政治意识不可能从奴隶社会制度本身产生，更不是当政者的自发所生，这种政治自觉意识必有其他的深刻历史背景。历史已表明，古代商周时期萌生的政治自觉意识乃是受国家保留着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所诱发。众所周知，原始氏族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维系氏族内部团结的乃是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血族内部存在的是血缘相联系的父母、兄弟、姊妹，彼此之间不存在政治关系，内部的和谐团结依靠由血缘关系而缘起的“孝”进行调节。据考证，“孝”缘起于原始社会，甲骨文中已出现“孝”字，而“忠”则在很晚才出现。可以这样说，孝亲道德是调节氏族内部关系和维系氏族内部团结的准则。在此条件下，作为氏族首领的家长对其子民负有关爱和护养的责任，当然子民对于家长也有孝亲的义务，因此，氏族内部形成了一种互爱和谐关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国家虽然产生，但如上所述，国家是在保持血缘家族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在家中，家长变成了国家的君主。虽然在身份上和角色上似乎发生了转换，但君与父同是一个人，君主亦即君父。家长的责任自然地也就被看作国家的责任，虽有两块牌子（即家和国），但实际上两块牌子归一个人掌控。氏族血缘关系引发的关爱父母、兄弟、姊妹的血亲之爱必然带到和移植到国家的管理，国是一个大家，氏族通过分封的形式与地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血缘氏族与地域相结合的新的社会政治单位。因此，移植到国家管理的血亲之爱再也不能以血缘为限了，必然扩大到广大地域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敬民、重民、爱民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主张。由此可见，离开氏族血缘关系，而仅把古代民本主张看作商周君主即最大的奴隶主政治自觉萌芽意识所使然，在历史上是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