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两天头版，赌上报馆声誉来挽回一个记者，重新看评论，写得之绝对，之信誓旦旦，可到今天再来致歉，对不起公众不说，也损害了新快报及其员工们的声誉。而把这一切责任都推给一个抽象的坏政府，也实在不能服人。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把公权的滥用和报社之恶一视同仁，大恶小恶还真不好量化，而新快报如此做法，在此意识形态严峻的环境里，不仅授人以柄，更可能殃及池鱼，实在令人心寒。
一位我尊敬的好友评论道，“媒体的自我反省和对公权的高度警惕同样重要。诚然，我们要在程序正义上据理力争，要在抵抗公权侵犯上寸土不让……但同时，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双重侵蚀，中国媒体的乱象已让人目不忍视。在许多媒体，从业人员的操守本身不敢恭维，替人收钱、帮人办事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媒体所批判的公权力有多么腐败，媒体自身可能就有多么朽坏……陈永洲事件东窗事发，更从媒体与资本的复杂纠葛，引向权力对媒体的更大管束。媒体失去自律的后果，不仅是丧失全行业的公信力，还有当局赋予其的可伸可缩的舆论空间。”
这些天“声援”《新快报》的其他报纸的评论如文章里所说，基本上都围绕在法治上，没有为报纸和记者背书，这些报纸的专业素养和价值判断值得称赞。
护短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爱护。入行或未入行的记者们，都要引以为戒，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说，收钱写正面是不要脸，收钱写负面是不要命。想要致富，还是别当记者了，收钱写报道，自作孽不可活。警权滥用，央视作为固然需要人批评，但作为媒体人本身，把这样的错误全推给这些抽象出来的公权，则是精神的癌症，和自己批评的对象相反相成了。须知，媒体在中国转型的路上，启迪民智，监督公权，争取自由一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媒体人必须要有道德的勇气、深厚的知识、专业的精神。
王芸生在民国时说的话，愿意再引一遍。“我们报纸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