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车马费”之类的灰色收入，早就是中国记者间的行规
行业与社会的自省
为挽回一个节操或许并不能经受审视的记者，一个行业几乎赌上了自己的声誉。在舆论环境严峻的当下，这一事件让许多人担忧会授人以柄，并殃及池鱼。果然，就在陈永洲认罪后不久，公知的对立阵营就杀将出来，直指媒体隔空高喊放人是罔顾记者涉嫌犯罪事实，媒体不仅要反思记者的德行，更要反思借舆论之公器行护短之实的话语霸权。
针对这单反转的个案，媒体中当然不乏自省者。“红包”、“车马费”之类的灰色收入，早就是中国记者间的行规，而保护费、封口费则比宣传费、开口费更加金额巨大。针对“黑吃黑”这类媒体行业溃烂之现状，不少知悉行业内情者真诚悔悟、低头反省，祈愿以实际行动度过行业的信誉危机。而因为担心“自我反省”会成为被借势打压舆论监督的工具，报纸则更愿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将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进行一分为二的拆分看待。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人对低头反省整个行业的“理中客”嗤之以鼻，并言称：一个坏记者，乃至一个坏报社，毁不了一个行业……但如果暴力机器常常都被调到“非法模式”，它一定会毁掉所有人的生活。
相较于媒体自身的反省，更有人愿意把此事归纳为一场社会危机，这里不仅有权力的堕落，也有社会的溃败，需要整个社会去反省：地方媒体受制于金钱，涉嫌商业受贿，央视则受制于权力，未审先判；企业非法竞争，脱离市场规制而行，出现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两败俱伤后，对媒体行为的约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而是警察权与监管权双管齐下。
在这场一地鸡毛的事件中，似乎没有谁比谁更清白，只有谁比谁更烂。不堪的现实，让围观者不禁叹息：坚持自我认知的价值与舆论立场容易，但治愈集体溃败的脓疮，社会何时才有治病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