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占据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图为小学开展“儒学伴我成长”新生开笔典礼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当我们谈到中国式教育，考试制度和由此派生的应试教育几乎被视为“万恶之源”。但是，这种内在逻辑关系被片面夸大了。
应试教育不能被妖魔化
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病的确由来已久，甚至深深刺激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法国哲人泰纳。他在《现代政体》第二卷中论述教育时，就告诫法国应效仿英美，让学生较早进入学徒期，而不能向中国看齐。接下来便是他的大段批评——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顶，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缺席。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就会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的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
这段情感强烈的批评，也许会引发部分人的反感但显然包含着真知灼见，尤其如果联想到这一批判发生在一百多年之前，针对的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那么，我们难免会吃惊地看到：相对于一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这种极具争议的教育模式几乎保持着停滞不动的状态。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应试教育的问题几乎不能从政体和制度本身去寻求答案，而需要归咎于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
占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儒学，强调经世致用，是入世的而非超越的学问，有学者甚至认为儒家本身具有“乡愿”的特性。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姑且勿论，但起码其末流将其“乡愿化”是完全可能的。由此，曾经为不同朝代选拔人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选举制，最终沦为明清僵化的“八股取士”，并几乎成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唯一通道，由此形成“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但为“颜如玉”、“黄金屋”的功利观，这一发展逻辑便在情理之中。少数精英固然能汲取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但对大部分人而言，泰纳所言的对精神、道德、生存能力的社会化戕害已经形成。像范进这样侥幸脱离苦海的幸运者，很难指望能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而孔乙己这样的失败者，更是给世人留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