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鉴定”曾成为“杀人无罪”通行证(CFP)
2013年开始，凡是涉嫌犯罪的精神病嫌疑人，一般会被强制治疗。但在此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高北陵说，据她所知，深圳的精神病嫌疑人，要么放掉，要么关进监狱，送到安康医院（一些地方成立的专门医院，许多在警方管理下）的非常少，主要因为深圳没有自己的专门医院，送其他地方的安康医院则有一个费用的问题。
刘建清说，部分精神病嫌疑人会进入监狱服刑，对于有精神病的罪犯，虽然在释放前会进行危险性评估，但也只会在释放后和当地公安机关打个招呼，“效果微乎其微”。何恬说，之前许多嫌疑人是由“家属领回去”的。这就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想治疗无能力；第二，有能力不负责；第三，家属根本不接受。”这三种情况下，隐患没有排除。目前看来，政府并没有把之前的犯罪嫌疑人再逐一甄别治疗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政府财力的问题和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所以，之前“被家属领回去”的精神病嫌疑人，在没有新的违法行为之前，是不会进入政府“强制医疗”的范围的，成为“历史隐患”。
何恬的学生今年接触了一个案件，一名精神病嫌疑人被释放后再度伤人，学生问她能否起诉当地政府要求赔偿，她的回答是：“法律上不存在问题，2013年之后曾经犯罪的嫌疑人再出来肇事犯罪，政府都有责任。”
未来：建立以“危险性评估”为基础的预防机制
何恬说，在许多发达国家，针对精神病人，是有常规的“危险性评估”的，在此基础上，也就有一套预防机制，而中国没有，中国往往是等危害后果发生之后才来补救。张繁新说，目前中国针对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有危险性评估，但却是在“没有犯事之前没有例行地做”，他认为这样也有合理性，“不该对普通病人做危险性评估，那类似于怀疑拿刀的都是凶手，有火柴的就是纵火犯，也不公平。”
何恬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专门的精神病监狱或监区，这样比把犯罪嫌疑人放到医院更经济实用，比如有精神病但有部分责任能力也有罪的病人，放到普通监狱里对其他犯人和看守也有危险，释放后对社会的危险仍然存在，而在精神病监狱里就可以一边服刑一边治疗，还可以参加相应劳动，而不像在医院被“养懒”。
何恬认为，中国一直“以家庭为主”来管理精神病人，是因为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问题。中国老百姓观念里，父母虐待孩子是“打自己的孩子”，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往往剥夺其父母的监护权。同样的，“疯子”也往往被看成是“家庭的疯子”，曾经有一个父亲杀死犯精神病的儿子，因为家族里的老人说：“你这个孩子解放前一定会按家法沉塘。”而经济基础，则是许多地方政府考虑到财政负担的问题。何恬认为，作为一个日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基础在改变，政府应更多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