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大悦城杀人事件致2人死亡，凶手有精神病(CFP)
■张恒/特约撰稿人
黄自超又回到三重门把守的精神病医院病房，恢复了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依然记挂着家里，依然盼望着家人能来看他。但他也明白，这都是奢望。“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他说。
7月5日那天，这个在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住了5年的老病人，带头“越狱”，酿成一起“飞越疯人院”事件。这场戏剧化的经历，很快被淹没了。然而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更刺激社会神经的事件，在黄自超之外的世界里，相继上演：
7月17日，北京朝阳区大悦城东侧，一名男子将两名行人砍死；
7月22日，北京马连道，一名男子自超市购买菜刀后，挥刀砍人，3人受伤，1人死亡；
7月23日，广西东兴市计生局，一名男子闯入，砍死2人，砍伤4人；同一天，四川宜宾，一名男子上班途中突然发狂，砍伤3名路人；
7月29日，深圳罗湖区，一名男子冲进一家小吃店，抢刀，砍人，造成3死5伤。
在警方事后的通报中，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精神病史。这个几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最终以此种惨烈的方式引发人们关注。他们何以至此？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近1600万的精神病患群体？
进不去的医院
广西“飞跃疯人院”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很快承认，逃跑事件与医院环境差、医护条件不足有关。这并非虚言。据院方介绍，该院精神科目前仅有38名医护人员，但是住院病人已经达到300人。这还只是该县17个乡镇及周边地区精神病患者的一小部分。藤县卫生部门经过入户调查统计，该县共有3362个在册管理的精神病人，其中达到重症管理的病人有2739个。这也意味着，在该县，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无法得到很好的医治。医院里的黄自超想出来，外面许多精神病患者却想进去。
这不过是中国精神病患者医治系统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里，从政治运动的高压，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之后经济和个人发展的压力，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精神状态，持续处于紧绷状态，精神类疾病的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精神病患者1亿人，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但与此相伴的是，精神科床位只有22.8万张，平均每1万人有1.7张床位。跟世界平均水平的4.3张对比，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显然在这方面落在了后面。更甚者，这些医疗资源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地级市没有一家精神病医疗机构。
缺钱，是主要的问题。一般而言，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精神卫生投入能占到卫生总投入的20%，而中国则只占1%。以广州为例，据卫生部门测算，要解决该省精神病人看病问题，需要投入30亿元，但实际上每年只有1500万元。在广东肇庆的一家医院里，30平方米的病房里塞下了10张床位，一些床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配置，锈迹斑斑。房间条件简陋，只有一台吊扇，晚上天热，一些病人受不了，宁可躺在走廊里睡。
另一方面，是医疗资源被基层政府扭曲滥用、配置错位的现实。一些上访者被基层政府以精神病的名义关进医院，“被精神病”，成了过去几年里与精神病医院结合最紧密的词汇。这些健康正常的人，又被迫挤压了原本就已经稀缺的精神病医疗资源。直到今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确定了精神障碍者治疗自愿原则，才从法律层面上结束了“被精神病”的局面。但财政上的投入，单靠一部法律是无法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