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陆人民百思不解的是，多年来大陆对台经济政策一再“让利”，这次两岸服贸协议中也有很多优惠台湾的条款和开放项目，但是那么多“台湾同胞”却毫不领情地“反服贸”，甚至“反中”！？对此本文要指出，表面上是非理性、情绪化的“反服贸”，内里是矛盾的认同观和积极的政治运作。“让利”能否促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积极认同，还缺少足够的实证资料，但是现有的民意调查已经发现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差异影响到他们对两岸经济交流利益的判断。换言之，看似客观实在的经济利益（所指），被选择性地用“蓝”或“绿”的认同观过滤后，才能转换成认知观点（能指）。大陆民众和官员由于基本没有国族认同的差异，很难会想象到这样的问题存在。这是两岸社会差异所引发的一个认知盲点。
社会基础的变迁：认同观对利益观的影响
“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上承民族主义谱系，下接政治社会学理论，在后殖民、后内战与后冷战的两岸关系背景中，这个概念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还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认同过程的很多特征。不过，复杂的认同观可以直接表现为个人在特定场景条件下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因此，学者们可以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抽样和测量认同观的分布趋势。
最近20年来，就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选择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政治偏好光谱测量研究法，即按照特定政治议题测量出偏好光谱，例如急统、缓统、先维持现状再统一、永远维持现状、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缓独、急独等，进行分类分析。
第二种是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这种测量研究方法排除了“战争威胁”和“两岸发展差距”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干扰，可以让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与统独选择充分且真实地呈现出来。台湾中研院吴乃德研究员按照第二种方法设计调查问卷，他列出两个问题要求随机抽样的受访者回答，问题1是“如果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不是同意台湾应该独立？”问题2是“如果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当，你是不是同意两岸应该统一？”问卷收集后对答案进行交叉联列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受访者真正的认同，并描绘出调查样本的认同分布趋势。
2011年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涉及两岸经济交往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的关联影响问题。根据上述“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分类，民族认同被分为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双重认同和维持现状及其他，而两岸经济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正面、负面进行程度划分。
分析指出，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比例，高达88.9%。而认同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受访者中，对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正面与负面看法比例分别是38.1%对41.1%。至于双重认同者和维持现状者的看法，也是多数认为有正面影响（分别是76.2%和73.7%）。这些数据说明，对台湾经济如何受两岸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认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认同观直接影响了利益观，主观性盖过了经济理性。
这种基于认同观的利益观，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利器。双方分别从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认同观的民众中动员和收获选票支持。实际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贸具有相同点：具有台湾民族认同的民众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而具有中国民族认同的人则多持支持态度。
民进党的阶级路线与“反服贸”论述
即便民进党内部人士也不否认“太阳花学运”的骨干们多出自蔡英文系统。本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学运骨干们不仅在经历上与蔡英文系统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政策观点上也深受蔡英文推动的民进党路线转型的影响。这个路线转型，就是要推动民进党走向以阶级政治、民生政策为主轴的选举动员方式。
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台湾三次“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注重沿着省籍族群统独的社会分歧线进行切割式的选举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民进党政客刻意宣扬“本土”对抗“外来”、“台湾认同”对抗“中国认同”的二元政见论述结构。不过，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青壮派人士反思陈水扁时期的路线错误和执政弊端。罗文嘉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
在党内青壮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社运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