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显示，自1996年推出转基因豆种以来，孟山都的净销售额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1996年，它的净销售额不到30亿美元，此后快速上升，到2012年已达135亿美元，是1996年的4.5倍。
图10：孟山都的净销售额(亿美元)，1996-2012年
数据来源：孟山都公司网站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
而与ABCD四大粮商相比，孟山都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如嘉吉的净销售额是孟山都的近十倍，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与孟山都一样，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大鳄们近十年来也是所向披靡，大有斩获。如果用中国开始大举从国际市场进口大豆的1999年作为起点，图11显示，在十年后的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的4.8倍，邦吉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表现相对最差的嘉吉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作为私人公司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Group)从不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近年来偶尔公布销售业绩。因此图11中有关这家公司的数据既不完整也不系统。但它仍然告诉我们，在短短四年间(2008-2011)，其大宗商品公司的净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41]
图11：ABCD四大粮商的净销售额(亿美元)，1999-2012
数据来源：这四家公司网站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
这些跨国粮商不仅销售上去了，利润也水涨船高。如图12所示，从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润都大幅攀升，与此前的1996-2001年间形成鲜明对比。相比路易·达孚也业绩也同样亮丽。
图12： ADM，邦吉、嘉吉的利润(百万美元)，1996-2011
数据来源：Murphy, Burch, and Clapp, "Cereal Secrets," Figure 2.
在资本受益的同时，付出代价的是人与自然。图13显示代表大资本的ABCD四大粮商与孟山都如何在方方面面危及普通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图13：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
先看国际大资本参与大豆产供销链条对出口国的小农的影响。推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豆种促使大豆的种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超大土地规模、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用化学品(农药与化肥)、严重依赖农用机械。这种游戏只有大地主与资本雄厚的投资者才能玩得起。他们从贫困农民手中大肆收购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在巴西与阿根廷，最初大豆是在小型家庭农场生产的，规模约为5-50公顷(约75-750亩)。这本来已经是中国豆农难以企及的规模了。然而，后来大豆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场占有土地的比重越来越低。近年来，新出现的大豆种植园往往在一万至五万公顷，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到了大地主与投资者手中。[42] 在巴西与阿根廷出现了同样的局面：绝大多数的农场都是小农场，但绝大多数土地都由大农场占据。小农场每八公顷土地需雇用一位工人，而大农场每200公顷才雇用一位工人。于是，大农场取得小农场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大量的家庭农场主变成了无地农民，而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急剧减少。[43] 对失地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栖身贫民窟，留在乡下意味着饥饿。本来，巴西与阿根廷都是世界粮仓，穷归穷，但穷人一般还不至于陷入饥饿的境地。但现在，由于大量土地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供出口的大豆，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这些地方也出现了饥饿现象。[44]
即使是幸存的小农场也不得不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械、化肥、农药、销售渠道。他们无法与资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比实力，在双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