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
在今天政党政治与权力结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政党自身的改变形成新政治的可能性很弱。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中国政治的特殊要素，我们很难在19-20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其他地区的蔓延中解释这些要素。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塑造，水乳交融。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二十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意味着什么呢?依靠群众，不单是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说今天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非政府团体在媒体中较为活跃，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运动却很少被报道，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当下很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都具有政治潜能，但它们未必都走向更积极的政治方向。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社会运动也为资本体制所渗透。在当代条件下，无论是讨论公民社会还是分析阶级政治，都不可能绕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分析。
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及其内含的矛盾的规模前所未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分离所达到的规模也前所未有。社会关系持续地为这一畸形积累过程所扭曲。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较大，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劳动群体规模更大，国家对于经济调节能力也强于许多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摆脱了过去行业、行会乃至国家的约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在金融化的条件下，这些发展对于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政治难题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国家、政党、阶级、各社会组织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尚有待探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直接联系到如何展开政治实践的问题。
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克服代表性危机的途径之一是代表性的重建，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代表性?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 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许多思想家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提出了对阶级和阶级政治的质疑。但在这一进程的另一面，是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形成，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阶级形成的格局并不是稳定的。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我们至少立刻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一点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一，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二，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三，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四，以个人权益的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很多，但主要是在社会分层的框架下展开，而很少探索这些组织形式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潜能，它们与传统的阶级政治的重叠与区别。
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可能路径之一。事实上，城乡矛盾及其转化、区域差别及其转化、阶级关系及其分化，以及当代生产和消费形态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发展模式的转变、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等等，理应成为当代平等政治的驱动力。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二十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二十世纪的后期，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本身不能单单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它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今天的技术条件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