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这个前提在今天是最容易被漠视和不理解的。在此，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西方的普选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政治动力一旦不复存在，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无法进行下去。
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宪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只是，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从成员构成上看，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在今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在中国，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是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的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换句话说，阶级政治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来的阶级不平等的运动，政治性的阶级概念，或者作为领导的阶级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或职业分工意义上的阶级;领导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是一种改变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须将农民包括进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的工人阶级—亦即实质化的劳动形态—的存在并不等同于阶级政治的存在，阶级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及其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体现为一种从这种生产逻辑下解放出来的普遍驱动力。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包含了民族的解放。“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尽管在不同时期，它会体现在某种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上，但这一领导概念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官僚体制。现代政治变迁的逻辑不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构造而产生的，而是依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分析及其政治实践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主体。正由于此，即便社会阶级构造发生了变更，针对这一不平等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动力仍然可以通过形态不同的政治参与、理论辩论和社会试验而呈现出活力。
在今天，二十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二十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政治的深层原理。这套实证主义政治观点的流行是以构成二十世纪政治要素的历史理论分析的退潮为背景的，持此观点的所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取消了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阶级”概念的政治性。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要素，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二十世纪产生代表性政治的原因。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发掘改变其逻辑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