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党带有超政党或超级政党的特点。所谓“超代表”，如果用中国古典政治“礼乐”和“制度”的概念做个比喻的话，超代表应该就是礼乐的逻辑，而代表则是在“制度”的逻辑下展开的。如同礼乐是有待形成和持续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着一个让人们能够参与并形成秩序的政治过程。“超代表”的概念强调的就是这样的政治过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
事实上，一次大战以降，围绕议会道路问题，在各政治派别包括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产生了持久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要点之一，便是对政党的重新界定。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十九-二十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但这一政治实践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这些要素体现的是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的、政治性的联系的努力。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遗产中，中国的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文化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群众路线保持政党的政治活力。
1、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历史研究也常常从属于这些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分析这些运动中的是非、经验和教训，而只能谈一个观点，即政治活力始终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这种活力的丧失主要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从而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不复存在。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中国的国家体制的特点是党政合体，能量与危机均与这一体制有关。但也因此，简单地褒贬党政合体并不能解释问题所在，而应该分析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这一体制具有政治能量，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恰恰使得政党的政治能量空前弱化，匍匐在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下。换句话说，很难一般性地否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而应该分析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与内涵。中国的党政体制的形成，与中国革命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形成的公有制恰好为改革条件下的国家与资本的直接联合提供了历史前提。国家掌握大量的国有资本，其好处是使国家不受单一资本或寡头的控制，国家具备强有力的调控能力，但在去政治化条件下，政治能量主要体现为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能力。伴随政治能量的弱化，国家能力也日益受制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以此为背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一样，同样面临腐败、垄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问题。因此，不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而是如何让中国的国有资产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能动性的消解，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正由于体制的这些正负因素纠葛在一起，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因为只有从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路线问题，才能产生出新的政治动能，也让人们理解来自于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即便在那个时期，这一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和理论——实践的往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局限于党内辩论。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革的今天，这一辩论不可避免地向社会领域扩展。公民的言论自由，政治领域的辩论空间，由当代技术条件支撑的公民参与，以及劳动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后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令政治辩论和公民参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对于公共领域的改革——即摆脱媒体资本集团化和政党化的逻辑，创造真正宽容的和自由的空间。社会辩论与公共政策调整之间的积极互动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在今天，遏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也来自集团化的和政党化的媒体权力本身。扩展公共空间与反对媒体垄断并不是对立的命题。
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实际上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包括以实践的结果和新的实践来检验先前的理论及其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中国革命没有现成模式，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二十世纪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政治领域最为活跃、制度创新最为积极的时期。在今天，伴随放权让利的实践，地方实验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论上的不同声音也应当更多。中国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试验及其相互竞争，来自于中央-地方之间的积极的辩证互动关系，即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共产党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应由于这些斗争中存在的暴力现象而将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解释为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党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分界，从而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从而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政党生活的必要要素，但是自八十年代提出“不争论”之后便实际上被取消了——没有辩论、斗争和检验，又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又如何做到政治创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