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媒体对监督司法审判、促进个案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下中国，有些事情往往需要媒体关注之后，才能有解决的希望。媒体对一些个案的深入追问，也促进了制度改进和社会良治，比如标志性的孙志刚事件、熊德明讨薪事件。此外，在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媒体甚至承担了超出它本身职责的功能，有人据此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媒治”。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担心媒体的“选择性”关注，可能影响司法判决和执法自由裁量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这样的担心，当然不是全无道理。因为法官也是人，也生活在舆论构建的“拟态环境”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审理案件之前，也会有意远离相关报道，甚至有的大法官坚持不看电视不读报。
但是，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法官的一言一行、法官与当事人的每次接触，都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多少都会对法官的裁判行为产生的影响。
不过，显然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司法机关不能对舆情无动于衷，也不能为舆情所左右。这就需要建立独立审判与舆论关注之间的良性互动。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判案的依据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也是司法正确对待舆论，保持独立判断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当前司法环境下，所谓舆论干预司法，更像一个“伪命题”。这等于说，如果没有舆论介入，唐慧案也会得到公正、让人信服的判决。这与事情后来的走向和当前的司法公信环境显然并不相符。如果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因为受到压力而迁就唐慧，甚至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这个压力也并非来自舆论和唐慧，而是来自上级领导和维稳指标。
关于舆论和司法的关系，当年因主持报道张金柱案而知名的老报人马云龙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舆论干预司法，有的只是权力干预司法。这句话，在当下仍然适用。
